西方人類學家常常強調個人童年時代的文化環境對其一生的影響和決定作用：“當一個嬰兒降生到既存的社會時，周圍已經布滿他必須學會的規則、風俗、意義等等。”[1] “經過童年的經驗，……這些關于人們生活的背景以及他們的行動方式的理論，部分地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共享，部分地融入了個人獨特的經驗及每個個人生活地位的特點。”孟子言行中所展現出的鮮明的鄒魯文化特色，不能不說與他童年時代的文化塑造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確定孟子思想言行的地域文化淵源，無疑對探索孟子及早期儒家思想形成影響因素，具有一定意義。
一、“母教一人”
孟母對孟子的教養，是孟子成才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趙岐《孟子題辭》記載：“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2]《續文獻通考》、《闕里志》和《三遷志》都認為孟子“三歲喪父”[2]，焦循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游，慈母代嚴父耳。” [2]學者也多據《孟子》書中“后喪逾前喪”的說法，認為孟子三歲喪父之說并不可信。但這種關于孟子成長過程中父親缺席的敘述，恰恰強調了母教在孟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上至統治者下至民間傳說，人們多把孟子的成就與孟母的教養之功聯系在一起。孟氏的志書被冠以“三遷”之名，與孔氏《闕里志》、顏氏《陋巷志》齊名，史鶚在《致告于先師孟夫子之神文》提到如此命名的原因：“志名三遷，厥義何在？蒙養以正，出于母愛。” [3]在歷代詩文中，相當大的篇幅是對孟母教子的稱頌：班昭《孟母頌》：“孟子之母，教化別分。處子擇義，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3]元代仁宗皇帝在《圣詔褒崇孟父孟母封號之碑》中對孟母大加褒揚：“雖命世亞圣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后世。” [3]明王亨在《捐俸重修宣獻夫人廟記》中提到孟子的成就得益于母教：“公之學雖成于洙泗師友之傳，實本于三遷慈母之教。” [3]明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鐘化民對孟母教子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古今以來，一人而已” [3]。除此以外，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著對孟母的尊崇之情，僅在孟子故里鄒城就有多處紀念孟母的祠堂：孟廟內的孟母殿，孟母林享堂、鳧村亞圣祖妣祠堂、廟戶營三遷祠等。在今山東曲阜，南鳧村和東邊馬鞍山麓的孟母村，尚有孟母井、孟母泉、孟母冢等孟母遺跡，鄒城有孟母林。可以說孟母是歷代人們心目中當之無愧的“母教一人”[3]。
關于孟母的身世，相關史料并不豐富。只有對孟母姓氏的簡單記載：一說為李氏，見于《重篆三遷志》載元張（須立）撰孟母墓碑文：“舊碑題孟母李氏。舊碑即孫弼《鄒國公墳廟碑》。碑云：‘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稱’，言之鑿鑿，此碑具在墓側，似非臆造，第后人磨李改仉耳”[4]，僅有的關于孟母為“李氏”的記載，不知因何原因，最終又被磨改為“仉氏”；相對而言，孟母為仉氏的說法更為普遍：應劭《風俗通義》及鄭樵《通志》均有相關記載，明陳鎬撰修的《闕里志》也證明了仉氏之說的普遍性：“今學者多從仉氏” [4]。同時《氏族略》有“魯大夫黨氏之族，后為仉氏” [4]的記載，結合《孟子題辭》中關于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后”的身世考證，可以推知孟母應當也同孟子之父一樣，出身于家道敗落的魯國上層門第。從孟母的知書達禮的素養、舉止來看，亦可證明她受過良好的家教。這樣孟母的身份就具有了多重性：她的沒落貴族的身份和處于社會最低層的人相比，使她得到了更多的鄒魯禮樂文化的熏陶；同時家境的貧寒又使她接觸到鄒魯文化的民間部分。她身上所體現的鄒魯文化應當是多層次且較為全面的，而其言行舉止中展現出的鄒魯文化特點，勢必會對童年時代的孟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孟母教子記載中的鄒魯文化色彩
所謂“鄒魯文化”，實則是“鄒”、“魯”兩種文化的并稱。關于魯文化，據《齊魯文化考辨》的觀點，是產生于魯地的地域文化形態，有其獨特的文化模式和價值體系，“基本上是周代社會文化形態的延續。” [5]而鄒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的鄒地文化。戰國時期鄒、魯雖是兩個國家，但因兩者地理位置相近，所以文化構成極為相似。孔子之孫子思在鄒地的講學，又進一步加速了鄒、魯文化的融合，因而從戰國時代開始，“鄒、魯”便被頻頻并稱，被視為同一種文化現象，如《莊子》中有“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6]的說法；漢代《史記·貨殖列傳》：“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 [7]《漢書·韋賢傳》：“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異于他邦。” [8]明代碑刻《重修廟垣記》載：“鄒實古邾，密邇魯邦。乃鄒國亞圣公所生之里，號稱詩禮之鄉。”從上述記載也可以看出，鄒魯文化并稱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鄒魯地區普遍有“好儒”、“備禮”、重視“禮義”的特點，而這恰恰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特點。因此后世所言的“鄒魯”文化，多是用來指代早期的儒家文化，而魯地的孔子和鄒地的孟子則被推舉為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這種理解無可厚非，鄒魯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正是經過孔孟之手而得以弘揚天下、流傳后世的。不過，這一觀點，也使得人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即孟子的言行思想，實則是鄒魯文化孕育下的產物，孟子不僅是鄒魯文化的代表者，同是也是鄒魯文化的重要傳承者。
由于年代久遠、史料難征，僅從孟子與早期鄒魯文化的相似之處來尋找二者的關系，難免牽強，但是，通過孟母教子的這一個重要環節，卻可以把孟子與早期鄒魯文化之間的關系聯系在一起。有關孟母的記載最早見于《孟子》，《孟子·梁惠王下》有孟子“后喪逾前喪”之說，《孟子·公孫丑下》有孟子弟子充虞對孟子葬母“木若以美然”的發問。但是真正對孟母事跡有具體描述的，是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中孟母斷織、東家殺豚和孟子去齊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我們能夠發現其中蘊含的鄒魯文化特色。
1、愛信
鄒魯文化不乏對誠信精神的強調，有關誠信的記載也多與鄒魯之人相關。例如，春秋前期“信誠而與人無害” [9]的魯人柳下惠就是其中的典型。柳下惠重視誠信的精神不僅得到了本國人的認可，在處理國家間的糾紛時，也得到了他國的認同?！缎滦颉泛汀秴问洗呵铩肪涊d了齊求岑鼎的事情：齊人向魯國索取岑鼎，魯君以他鼎相送。對鼎的真假心存懷疑的齊人在這時表現出對魯人柳下惠的極大信任：“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 [10]，果然，柳下惠說服魯君送上了真鼎；再如，在《論語》中，也能看到孔子對“信”的多次強調，如“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因重視然諾、不違約定，而在橋下抱柱守約而死的魯人尾生，更是這種愛信精神的典型代表。
由此可見孟母買豚取信的做法并非偶然，其身后有著整個鄒魯文化傳統中對“信”的珍視為支撐。在鄒魯文化傳統中，對“信”的強調可以達到超越生死、甚至高于國家利益的程度，更何況這種為了教子而買豚取信的行為。也這種文化環境下，才能解釋，在孟子詢問東家殺豚的原因時，孟母在一句“欲啖汝”的戲言之后，心中的那種忐忑不安的自責狀態：“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11]，以及不惜代價“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 [11]的忙于補過的行為。
雖然孟子并沒有因誠信而成為鄒魯文化的典型，但《孟子》中卻不乏對“信”這一美德的認同，“信”在《孟子》中被認為是做人的基本準則之一：“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孟子·離婁上》）以及“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孟子·盡心下》）雖然把這一現象歸功于母教，未免失之偏頗，但將之歸因于孟母教子過程中反映出的鄒魯文化的愛信精神，卻并不過分。
2、知禮
禮樂文化是魯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魯國史》所說：“魯國既保持了周人的重農風格，也必須承繼其重禮風格，因為其穩定統治的要求使然。事實上，魯國在當時諸侯國中的地位較高，在同姓諸侯國中得以獨享周天子之禮樂，所以，在春秋時期，魯成為保存周禮最多的國家。……” [12]也就是說，魯文化中的重農思想與重禮的風格是密不可分的，這兩個特點在孟母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盡管孟母教子的記載沒有直接出現重農思想，但是，孟母在擇鄰和斷織時所表現出來的對末技的輕視態度，正是重農思想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同樣，由于重農和重禮的不可分割，孟母對禮的應用和強調在相關的教子記載中也有所體現：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禮于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眀于姑母之道。[9]
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時期，鄒魯地區曾產生數位禮樂大師，而且已經開始出現“文化下移”的現象，禮樂文化由官府走向民間，并逐漸滲透到當地人的生活之中。《論語》中曾有記載：“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13]正是禮樂文化的民間化，使得孔子發出了“割雞焉用牛刀”[14]的感慨。對于孟子不合禮法的行為，孟母能對孟子以禮相責，能把禮的內容順口拈來，也可見受禮樂文化的影響之深，所以《列女傳》這段記載之后，有“孟母知禮”的中肯評價。
三、三遷擇鄰與鄒魯文化承傳
孟母不僅是向孟子傳播鄒魯文化的第一人；同時，也是把孟子引向子思學派的關鍵人物：孟母三遷擇鄰，使得孟子與子思學派結下淵源，為以后思孟學派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魯國在諸國之中歷來享有教育上的特權，春秋時期“惟魯得立四代之學”；隨著春秋后期的“文化下移”，禮樂傳統興盛的鄒魯兩地又成為私學興起較早、成果較為顯著的地區。據《荀子·宥坐》記載，與孔子同時的“魯之聞人”少正卯就曾在魯講學，甚至造成了孔子門下“三盈三虛”的局面而孔子之孫孔伋到鄒地講學，則更是對孟子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孔伋，字子思，曾在邾國即鄒地講學，并留有子思講堂故址。元代劉泰在《中庸精舍書籍之記》中對于子思講堂的記載正證明了這一點：“鄒乃孟子之鄉國也，斯地乃子思倡道傳心處也。”[3]根據有關孟母三遷的記載，孟母最終選擇了一個“真可以居吾子”的地方，而“徙舍學宮之旁”。這里的學宮，便是子思講堂。對此，元代潘迪在《子思書院新廟之記》曾有明確記載：“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3]明朝許彬在《重修子思書院記》也提到：“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3]目前在鄒城的遺存中，子思學宮和三遷祠位置臨近，其中子思學宮便是由元代在子思講堂故址處興建的“中庸精舍”改建而來。孟母把家遷至學宮旁，就已然奠定了孟子與子思之間的學術淵源，使得孟子得到子思一派的浸染，為他對孔子、子思思想的接受和繼承奠定了基礎，也為他以后“繼往圣，開來學”，對孔子的思想承傳創造了條件。由于孟子和子思學宮的特殊淵源，使得人們把孟子視為孔子思想最正宗的傳人：如陳慶偕在《重葺鄒縣述圣子思子廟記》提到：“昔子思講學于此，孟子因得親受業于其門。……其三遷秉母教之日，即受業子思之日，或無疑也。”[3]唐大章的《重修中庸精舍記》有言：“昔韓退之序堯舜以來學脈，直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然孔傳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則洙泗脈絡也……”[3]這些觀點明確指出孟子與儒家的淵源，源于對孔子之孫子思的思想傳授，而孟子師承子思的因緣，又源于孟母最初的選擇。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前人對孟母的教養之功所做出的“詩書世澤賴三遷”的評價并非過譽：在孟子與鄒魯文化的關系中，孟母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孟母不僅在教育的過程中，使孟子受到了鄒魯文化精神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且，孟母還成為孟子學習儒學、傳承孔子思想的關鍵環節。換句話說，孟子對鄒魯文化的傳承、以及最終成為這一區域文化的重要代表，均離不開孟母教養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