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漫長歷史時期，以中、下游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為主體，匯聚了長江及各區類文化的先進因素，從而形成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主脈。黃河文化孕育、培植了三代文明，三代文化以“禮制”為主脈，融合發展，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礎；三代時期形成的制度體系和思想理念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根與魂。
以幅員遼闊的疆域和56個民族形成的中華文化，就其形成發展的漫長歷史講，是一個層壘式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過程，但就中華文化的主體看，它應該是起源于五千年前，奠基于三代時期。而黃河文化與中華文明形成的關系問題，是中華文明研究和黃河文化研究的重大問題。近百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對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中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質疑和挑戰。本文試圖對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多元一體格局奠基時期的主脈地位作一概括闡發，以推動黃河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一、黃河文化與黃河流域
黃河，古稱“河”，發源于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F今的黃河流經九個省區，于山東省東營市注入渤海，干流全長5464公里。關于黃河文化的空間范圍，向來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有學者提出：黃河文化“是黃河流域人民在黃河岸邊生息、繁衍、奮斗、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文化；[1]有的學者提出：“黃河文化存在的空間，可包括黃河流域的全部地區， 即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等省區。”[2]筆者認為以上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可商榷、修正之處。前者失之偏狹，如果僅指“在黃河岸邊”產生的文化，則將黃河文化巨大、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局限化了；后者則失之過寬，不僅四川大部屬長江流域，不屬黃河流域，而且也很難將陜西的秦嶺以南地區和內蒙古陰山以北的大草原都視為黃河文化的范圍。
討論黃河文化，首先應對黃河流域的時空概念有一個清晰的認知。筆者認為，所謂黃河文化，從時間上說，應包括從遠古時代黃河形成后有人類以來的文化；從空間上說，即指黃河流域的文化。而黃河流域，則是指黃河及其眾多支流包括白河、洮河、湟水、清水河、大黑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濟水、大汶河等所涵蓋的集水區的廣大區域，黃河流域的山脈常常是流域的界墻。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描述為：黃河流域范圍西起青海境內的巴顏喀拉山，東到渤海，南至秦嶺，北抵陰山，流域面積約為75萬余平方公里。從地理結構、自然環境和水文情況來劃分黃河及其流域的界段，一般從發源地到內蒙古托克托縣的河口鎮為上游；從河口鎮到河南滎陽桃花峪為中游；桃花峪至入?？跒橄掠巍Ｆ渖嫌魏拥?，山高谷深，河道迂曲，水源豐沛，景象壯觀，全長占黃河的三分之二；河道沒有重大變遷。流域大致分為三個梯段：第一梯段為河源流域。位于青海、四川境內的大“S”形廣大區域。這里大多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流域內多支流匯聚為湖泊、沼澤、草地，人口稀少，流域穩定。第二梯段為河湟流域。從龍羊峽橫穿蘭州到白銀市，是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區域。流域內山高坡陡，峽谷狹寬相間，支流眾多，水源豐沛，是穩定的多峽谷流域。河道在青海、四川、甘肅境內的部分，雖然流域廣大，但地處高原，歷史上人口稀少且多民族雜居，以游牧為主，被統稱為河湟文化。第三梯段是河套流域。大河從峽谷中奔騰而出，沿賀蘭山東麓北流后，在陰山以南折向東流，在寧夏和內蒙古形成沿黃兩岸狹長的沖積平原，被統稱為河套平原，是“千里黃河，唯富一套”的農耕文化區，歷史上是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交匯融合之地。
黃河中游主要在黃土高原、山脈、峽谷中穿行，峽高谷深，支流眾多，泥沙大量匯流，使黃河中下游成為世界大河中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據《漢書·溝洫志》記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到了清代則有“平時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的記載[3]。這也是黃河下游水患多發的主要原因。中游河道也沒有重大變遷，中游流域的特點：一是以上游后端和中游河道，形成“幾”字形河套區域，地域廣大；二是支流眾多，支流之中又有支流。以黃河最大支流渭水流域形成的三秦（關中）文化區，以汾水、沁水流域形成的三晉文化區，以渭、汾及伊洛河流入黃河交匯的“晉、陜、豫三省接鄰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以北至渤海、南到汶泗，以泰山為中心的齊魯文化區是黃河流域最重要的文化核心區。
黃河在進入下游華北平原后，流速驟降，大量泥沙沉積，下游河道以“善淤、善徙”著稱。下游河道的反復改道和主流河道的大幅遷徙，不同歷史時期的黃河下游區域發生重大變化，所以下游的流域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如果以歷史上黃河下游主河道入海口為指向，可分以下三個方向和區域。一是在東漢王景治河以前，黃河主要是從太行山東麓的河北平原北行，在當今天津南以及華北平原東海岸注入渤海。其中，史前與三代時期是下游河道在華北平原的漫溢期，主河道在華北平原北部的天津南北以若干支流入海。春秋到西漢時期，已出現人工修筑黃河堤壩的工程，有較穩定主河道，前期相對安流；秦漢統一后，人口增殖，墾荒擴耕，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黃河數次泛濫、改道，但主河道仍在華北平原中部東海岸注入渤海。二是東漢初王景治河至北宋末，河道南移，主要從山東利津縣或華北平原南端沿岸流入渤海，與清末以來形成的現行河道（現東營市墾利區入海）大致接近，主要范圍仍屬華北平原。三是從金元至清末咸豐五年，黃河奪淮入海，即主流河道從淮河故道注入黃海。因而有一種意見認為：“就整個歷史時期而言，黃河流域還應包括25萬平方公里的黃淮海平原的絕大部分，面積大約為100萬平方公里。”[4]但歷史上的黃河流域是否包括淮河下游流域，值得質疑。一是黃河奪淮入海，是公元1128年冬，北宋東京留守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5]，是人為決口的重大改道。清末名臣翁同龢等就認為“河自大禹以后，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過五百余年……不知河性利北行”[6]。人為決口使黃河主流南行入海，是違背黃河流淌自然規律的。而此后的治河，又以保運河暢通為重點，以保南流、奪淮入海為正流，因而致河道沉沙越積越高；決溢高發、災難深重，這個時期的黃河在黃淮平原上往復滾動，多股分流，河道紊亂，給這一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二是淮河作為我國東部南、北方地理、自然的分界線，有其相對獨立的自然環境，與北方的黃河流域有明顯差異。因而，傳統上說的黃河流域并不包括淮河下游流域。歷史上的黃河下游流域，是指北至京津、南括“河濟之間”的華北平原。其中，以泰山為核心，南至黃河下游主要支流大汶河為主的汶泗流域，北至渤海南岸的濰淄流域，是黃河流域又一個文化核心區。正是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主構成的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譜寫了最輝煌的篇章。
二、黃河：中華文明起源的主脈
自從20世紀20年代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來，考古發掘的重心之一是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尋。發掘工作的起點和重點，首先是在黃河流域展開的。大量的史前考古發現證明，黃河流域是中華大地上早期人類最主要的活動區域，是新石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時期的文化主脈，是中華文明的根之所在。
（一）由洪荒時代到文明初曙
黃河形成的數百萬年的歷史，是中華大地由洪荒時代走向人類文明的時期。早在20世紀初，中外古人類考古學家探索中國及東亞古人類的起源就是首先在黃河流域開始的，并在黃河流域上游河套地區的薩拉烏蘇河套人遺址和寧夏水洞溝遺址，黃河故道下游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山頂洞人遺址有重大發現，這三處遺址被稱為“搖籃三部曲”。由北京猿人遺址主要發現者之一的賈蘭坡寫的 《北京人》 《河套人》 和 《山頂洞人》，被稱作中國最早歷史的三部曲，“代表了整個中國舊石器考古起步階段的成果”[7]。
在最早的“搖籃”探索中，“北京猿人”遺址發現的距今70萬—20萬年的完整直立人頭蓋骨5個、40多個人體顱骨、肢骨，數萬件石制品，以及燒石、灰燼和100多種哺乳動物化石[8]，不僅在“三部曲”中最早，遺物極其豐富，“是中國舊石器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以轟動全世界的方式躋身世界考古學界，并使得中國成為追尋早期人類起源與演化的中心地區”[9]，而且將人類文明探尋進一步導向了黃河流域。后來，考古學家在仔細研究了遺址的石器和人類遺骨后，提出了“北京猿人”不是最早的人類，在他們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類存在的見解。由此，以“搖籃三部曲”探索為起點在黃河流域的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探索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始，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現了大量早、中、晚更新世時期的猿人化石。例如，云南元謀猿人、湖北鄖陽猿人、河南南召猿人、安徽和縣猿人、遼寧金牛山猿人等。[10]但無可否認的是，發現最多、最系統、影響最大的還是在“搖籃”的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其中，影響最大的有被賈蘭坡稱為“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11]的河北陽原縣泥河灣早更新世人類遺址群，居今約200萬年至100萬年以上的遺址就有數十處。有在黃河風陵渡附近的山西芮城縣西侯度遺址發現的一批石制品、切割痕跡的鹿角、燒骨和多達22種以上的動物化石等人類文化遺物，時代距今約180萬年以上，“是我國乃至東亞地區首次發現的屬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類文化遺存”[12]。有在黃河最大支流渭水中下游的陜西藍田縣公王嶺發現的藍田猿人頭骨，被鑒定為距今115萬年—110萬年的早期“直立人”；[13]藍田猿人的發現意義重大，“代表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一種猿人類型——表明中國是研究人類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地區”[14]。有在黃河下游支流汶水發源地的沂源縣山洞中發現的距今四五十萬年的沂源猿人頭蓋骨化石和伴生哺乳動物化石。[15]這一切都充分說明黃河中下游流域是中華大地上古人類最早的顯露晨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黃河流域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從古人類到現代人之間的大量智人遺址，如河南許昌靈井遺址、寧夏靈武水洞溝遺址、陜西大荔人、內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頂洞人等舊石器中、晚期智人化石和遺存，其中以黃河第二大支流汾河兩岸的山西襄汾縣丁村遺址最具代表性。該遺址1954年作為重點發掘，出土有屬早期智人階段的丁村人牙齒化石三枚 ，舊石器2005件，哺乳動物化石27種。在丁村遺址周圍的汾水下游發現了大量的丁村文化遺址。丁村文化中晚期距今10萬年—2萬年左右，形態介于現代人和猿人之間。1976年又在此發現“一塊幼兒頂骨化石。經研究它與‘丁村人’牙齒化石同屬于早期智人階段，并與北京猿人、現代黃種人有密切的親緣關系”[16]。有的專家將丁村文化與山西、陜西、河南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發現的眾多舊石器時代遺址如西侯度、藍田、三門峽等出土的石器進行研究辨析，發現它們的品類和打制特點與丁村文化頗為相似，是這個區域生活的一種人類所特有的文化；它們之間存在著文化傳統上的關系， 應是一個一脈相承的區域文化體系。[17]在這個地區，后來發現最早新石器時代李家溝文化遺址。該遺址的“發掘得以完整揭露出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的剖面，……清楚可見本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地層關系”[18]，接續了丁村文化在這一地區一脈相承的傳承關系。蘇秉琦從丁村遺址中關注到了舊石器晚期遺存和仰韶文化的直接關系：一是“丁村遺址中的出土物與山西境內其它不同時期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共同之處”；二是在丁村遺址發現了“距今二萬六千年以上，是迄今發現最早的細石器”，而在山西中條山北、南側和 “垣曲境內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存中，除其它特征有相似之處外， 都含有細石器。這或可說明山上山下的文化之間具有承繼關系 ”。[19]盡管黃河流域的現代人是否由本區域早期的智人直接演化而來，還有待于從更多的考古新發現中進行更深入的探尋，但黃河流域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的大量發現和對人骨化石及遺存的深入研究，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它們與黃種人現代中國人之間存在連續性，有著親緣上的繼承關系。[20]這至少說明，黃河流域的遠古人類應是現代中國人遠古祖先的來源之一。
（二）“滿天星斗”匯一條主脈
中華文明在距今一萬年前后進入了新石器時代。它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時期。
從20世紀初，中外專家合作開始的對新石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探索，也首先是從黃河中下游流域開始的。仰韶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發現以及由此探明的黃河中下游考古文化序列的完整呈現，使黃河是中華文明起源地、中華民族母親河、中華文明搖籃的傳統觀點得到了現代考古學的印證，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學界的共識。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多年來，特別是近40年來，隨著全國范圍內大量考古遺址的新發現，這種傳統觀點受到了挑戰?？脊艑W家夏鼐和蘇秉琦在70年代末都相繼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觀點。夏鼐在列舉了中原和黃河上游甘青地區，黃河下游山東和周邊地區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等新石器文化屬于不同類型后提出：“文化類型不同，表明它們有不同的來源和發展過程”，并進一步強調：“這種看法似乎比那種將一切都歸之于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影響的片面性的傳播論，更切合于當時的真實情況”[21]，實際提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起源和發展是多元的觀點。他在后來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強調黃河流域是早期文化發展的一個中心，長江下游是另一個中心，山東地區文化的發展自有序列，是與黃河中游相對的另一個文化圈，這三個地區的晚期新石器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關系最密切。[22]蘇秉琦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有著更明確的論述。他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分為六個獨立起源和發展的文化區，即：陜豫晉鄰境、山東及鄰省一部分、湖北和鄰近、長江下游、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并由此對黃河是中華文明搖籃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國的民族文化先從這里發展起來，然后向四處擴展；其它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得以發展。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在歷史上，黃河流域確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于主導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其它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各地發現的考古材料越來越多地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23]后來，蘇秉琦又提出了影響巨大的“滿天星斗”說[24]。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數以萬計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證明，距今五千年以前中華文明即在多地、多流域進入了文明階段，作為20世紀以來新石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考古挖掘的史實總結和形象概括，“滿天星斗”說、多元說，是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理論探索，得到了考古界和學術界的較廣泛認同。但是，如果據此提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的看法“是不全面的”，認為“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影響總是相互的”，將黃河文化的搖籃地位和文明起源多元說對立起來，這就很值得辨析和再商討了。筆者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但黃河是多元匯聚的文化主脈，由此也就奠定了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之根的堅實基礎。
1.滿天星斗還是百川匯河？蘇秉琦在40年前提出的六大區類，隨著近40年來的考古新發現，考古學界又有多種劃分，暫且不論。[25] 就這六大區類來分析，在每個區類中，都發現了上百千個遺址，山東境內僅龍山文化遺址到20世紀末就達1300多處[26]，并不斷有新的發現。就這些遺址的分布和數量看，稱之為散落的“滿天星斗”，確實非常確切。但隨著區類探源工作扎實有效地開展，各區類大多探明了新石器文化形成的淵源序列，例如中原地區：磁山·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黃河下游（山東）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長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等。序列之中，又有各種類型，文化發展的演進支脈更加清晰，如百川之水，各有其源。問題在于，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進程中，新石器時代百川之流匯聚到哪里去了？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蘇秉琦提出的六大區類，實際上大致可歸納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以起源于遼河上游的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古文化，是當地細石器文化與以彩陶為重要特征的仰韶文化結合的一種“合璧杰作”，甚至被稱為“仰韶彩陶文化紅山期”[27]，應屬黃河文化。而所指東南文化區（以太湖為中心）、西南文化區（環洞庭湖、四川盆地）以及南方文化（以鄱陽湖——珠江為中軸）大致可屬于后來以吳越、楚、巴蜀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文化圈。
近幾十年來，隨著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大量發現，多有學者提出“長江流域也有與黃河流域同樣古老和繁盛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的觀點。[28]特別是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300萬平方米的浙江良渚古城遺址面貌的驚世顯現，展現了一個存在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29]，被稱為“中國早期文明的典范”[30]。良渚文化及長江流域的文化如此豐富和發達，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5000年前的起源時期的輝煌面貌，改變了由傳統文獻記載乃至20世紀前期考古發現所形成的中華文明起源是“發源于黃河流域，然后向西方擴散”的一元說而為“中國相互作用圈”，即“中華文明是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長城內外等不同地區的文化傳統的碰撞和相互促進中誕生的”觀點[31]，并在學術界形成基本共識。但是，這是否說明黃河與長江流域的作用和貢獻就是一樣？或者說兩流域都是中華文明的“搖籃”？筆者認為答案應是否定的。將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放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大格局形成的進程中來看，長江中下游沒有像黃河中下游一樣，直接生長出以青銅文化為標志的“王國”文化，良渚文化在達到輝煌的頂峰后，在“四千余年前夏代開始之際已經分崩離析”，良渚文化在衰落后的長三角地區文化序列中，“既少玉也缺銅，都不太可能是夏代主流文化”，那里博物館的館藏里，“幾乎沒有夏商文化遺物”。[32]概言之，新石器時代長江文化的輝煌燦爛的確昭示出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時期的高度、厚度和廣度，但長江流域三代時期文化的弱勢和斷環，說明它不是直接培育華夏文明的搖籃和溫床，它的巨大歷史貢獻是通過融入黃河文化來實現的。王巍就提出：“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約4000 年），中華大地文化交流的主流趨勢是周圍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匯聚，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積極吸納周邊地區先進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充滿活力，不斷發展壯大。”[33]但這個“匯聚”并不是均衡的。雖然在近些年的新石器考古文化研究中，已有學者論及長江文化在中原的匯聚、傳播和影響，豐富、提升了黃河文化的內涵和活力，但大量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中原地區和東方（以山東為中心）海岱地區的文化交流最為密切、廣泛和強勢，正是這兩個區類文化的高度交匯融合，形成了一條黃河文化主脈。這條主脈對其他區類文化產生的強烈吸附力和主脈內部發生的強力互動與內在融合，最終成為中原地區文化中心地位的基石，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以三代為主體的王國文化。
2.一條主脈與兩個中心。在總結百年來關于中華文明探源的考古發現時，有學者借用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稱新石器時代黃河中下游的文化為“東西二元對立說”[34]。筆者認為夷夏東西，固有對峙，但“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35]，對峙、爭斗是過程，混合、發展是結果。而從考古發現看，黃河中下游以晉、陜、豫交界地帶為中心的中原文化和以泰沂山系為中心的海岱文化遙相對應，通過密切的互化融合，形成了新石器時代黃河文化的主脈。
中原文化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的裴李崗文化時期就已經進入了定居農業經濟，表現出“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系，以及較為復雜的社會形態”[36]，踏進了文明的門檻。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在同時期各類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圍最廣泛，并先后經歷半坡（早）、廟底溝（中）和西王村（晚）三個時期，是黃河流域勢力最為強大的史前文化。廟底溝時期，仰韶文化發展到頂峰，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已見雛形。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河南龍山文化時期，輪制陶器、銅器的出現和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新密古城寨等眾多城堡群的出現，標志著中原文化已發展到高度文明的新階段，為“主脈”奠定了根基。
地處黃河下游的以山東地區為主的海岱文化區是我國第一代考古學家探尋中華文明起源地特別關注的重點區域。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由我國學者和學術機構獨立發現、發掘的第一個史前文化遺址便是章丘縣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當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曾驚喜地宣稱：“有了城子崖的發現，我們不但替殷虛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了一個老家，對于中國黎明時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我們至少可以說，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原始在山東境內。”[37]這說明黃河中下游文化的“主脈”地位從探源一開始即備受關注。此后，經過近百年的大量考古發掘，探明了從距今8000年—4000年發展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自成序列的海岱文化區，的確是中華文明起源的另一個中心區。特別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現的象形文字和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有“薄如紙，硬如瓷，明如鏡，黑如漆”美譽的蛋殼黑陶以及龍山文化城的發現，進一步提升了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主脈地位。
3.夷夏交融與主脈形成?？脊虐l現證明，海岱文化區在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向中原地區強力傳播和擴展，在中原與當地文化深度交匯融合，發展出了新的河南龍山文化類型。黃河中下游文化的強力融合，是形成黃河文化“主脈”地位的主要內在動因。王震中的《夷夏互化融合說》一文，曾從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和龍山文化中晚期四個階段，以大量的考古遺址發現為材料，將海岱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互化的密切關系進行了較詳盡全面的闡述，分析很精到。例如，他詳細論證了大汶口中期文化對仰韶大河村類型的重大影響后比較說：“大河村類型中也存在南方屈家嶺文化的因素， 說明它也有吸取、融匯南方江漢流域文化的方面。不過，這一因素在大河村類型中所占比例甚小，同東方大汶口文化相比，遠不占主導地位。”[38]即強調了海岱文化對中原影響的主導地位。杜金鵬通過對40余處遺址分析后曾提出“大汶口文化遺存在潁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區的分布是廣泛而密集的”，并與當地土著文化進行了長期的接觸與交流，逐漸與土著文化融為一體，而且影響所及越過了黃河，進入晉西南地區。[39]可見，較之其他區類文化，大汶口文化對中原文化影響更有廣度和深度。到了龍山時代，在中原的考古發掘中 ，沒有出現保持海岱龍山文化完整面貌的遺存，但卻有三種情況出現。一是，在中原龍山時代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不但看到了“四方精華匯集于中原這一文化上的 ‘輻輳’現象”，而且發現了厚葬、木槨、石磬與鼉鼓、玉鉞、玉琮等大汶口文化的系列影響因素。[40]二是，河南龍山文化的五種類型中，與海岱接壤的后崗類型和王油坊類型中的磨光黑陶、鳥喙式鼎足、袋足鬶等很可能都是在山東龍山文化的影響下出現的。[41]三是，海岱龍山文化對夏、商早期文化影響巨大。張光直就指出，二里頭類型遺址中的陶器，是在繼承河南龍山文化基礎上，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發展成的。他認為：“殷商文明中很重要的一些成分（絕大部分是與統治階級的宗教、儀式、生活和藝術有關的）很清楚地起源于東方”。[42]概言之，在新石器時代的
“六大區類”中，沒有哪一個區類像大汶口、龍山文化這樣廣泛地、系統地、強力地影響了中原文化，而正是新石器時代黃河中、下游文化的交匯、融合，提升和鞏固了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主脈”地位。
還應注意的是：考古學上的仰韶、龍山文化時代，也是傳世文獻記載的中國古史傳說中的文明起源期，在此只作簡述?！妒酚?middot;五帝本紀》中所記“五帝”，主要活動都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黃帝是以河南中部為根據地的部落首領，顓頊、帝嚳、堯也是活躍在黃河中游地區的部落首領；而舜則為“東夷之人”[43]，先活動于河、濟之間，后至中原受堯禪讓而成為共主。這反映出中原地區在華夏早期文明形成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海岱東夷文化對中原文化的重大影響，是與考古發現相互印證的。根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包括“五帝”在內的十二帝王都在即位后到泰山“封禪”，泰山成為上古以來黃河流域上層宗教活動的文化中心。文獻記載的史前傳說人物還有伏羲、神農、炎帝、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等，他們與黃帝之間，或繼統，或同盟，或征戰，主要活動范圍正是黃河中下游區域。這是黃河為中華文明起源時期文化主脈的重要歷史依據之一。
三、三代文明，禮為主脈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歷史上早期國家形態演變最重要的時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的奠基期。自三代始，中華文明進入了向“大一統”王朝發展演進的新階段。三代都在黃河流域孕育、發展，黃河是三代文明的搖籃；在國家政體發展上，三代都經歷過由古國到方國的演變，先后以廣域王權的“王國”形態掌控過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廣大區域。[44]在文化上，三代在經歷悠久漫長的相互吸收、融合后，以禮制的傳承發展為主，形成了三代文明發展演進的主脈。
（一）三代之根，都在黃河
黃河是三代文明的發源地，是培育三代文化發展的沃土。黃河孕育、成就了三代文化。
1.三代族源，都在黃河。三代族源特別是夏文化的考古探尋，一直是20世紀以來考古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點和努力方向。從考古上看，二里頭文化遺址的持續挖掘和重大發現，證明其主體應是夏朝后期的都城，大型的都城遺址（300萬平方米），宮城修建，完整的中軸線理念，前后左右的對稱，生產銅器和綠松石器等高等級產品的手工業作坊區，尤其是它創造的一整套禮器都向周圍產生強烈輻射。[45]這都表明夏朝已在黃河流域高度發達的新石器文明基礎上走進了青銅時代，標志著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也即夏、商、周三代王國文化的開始。三代文明都在黃河流域而沒有出現在長江或其他區域，進一步凸顯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主脈和搖籃。
二里頭為夏朝后期的都城，夏人的祖源起于何處？早在80年前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46]諸多學者都先后對夏文化起源于黃河下游的“河濟之間”進行過論證[47]，卻因沒有考古發現的佐證，被考古界認為是“未必可信”“尚屬可疑”的懸案。[48]但譚其驤曾這樣解說：“黃河下游在戰國筑堤以前，決溢改道是屢見不鮮的事，其時河北平原中部是一大片人煙稀少荒蕪寥落的地圖上的空白地區”，“不可能形成聚落，更不可能出現城邑”。[49]“平原中部”是空白，并不代表周邊沒有人類活動。“河濟之間”區域廣闊，原始的聚落、城邑被長期漫溢河水，深埋地下，也未可知。暫無考古發現，并不能否定夏文化源于東方的“河濟之間”。因而，夏王朝起源于黃河下游，后期遷徙到中游的河洛平原一帶建設都城的說法也是有道理的，可備一說的。
商族的發祥地問題，自20世紀初，由于殷墟遺址的驚世發現，而成為中華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起點?！对娊?middot;商頌》：“天生玄鳥，降而生商”等可靠歷史文獻依據，和大量史前考古發現的結合，使商族來源于以鳳鳥為圖騰的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自渤海南岸到泰山、古兗州一線區域，成為學術界比較一致的共識。這個共識，傅斯年對此有詳熟考訂[50]，也得到自城子崖遺址挖掘以來，關于山東龍山文化與商文化關系研究者的證實。張光直認為“殷商文化的基礎乃是山東的龍山文化。……殷商的統治者，亦即子姓的王朝，是來自東方的一個政治集團。……后日的殷商文明，也可以說是東西文化混合的結果”。[51]王玉哲則畫出了起源時期的活動線：“商族最遠的祖居地可能是山東，后來才向西北轉移，達到河北省的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 ，到夏的末葉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東省的西部，卒能西向滅夏，建立商王朝。”[52]
周族的發祥地較之夏、商，有較明確的文獻記載。在《詩經·大雅》中有三篇：《生民》《公劉》《緜》是專門記載周民族后稷（名棄）的創世及周民族早期發展史的，其活動范圍在黃河最大支流渭水流域，向上包括“涇水上游，自甘肅平涼、慶陽各地遍及六盤山隴山地帶”[53]，后沿渭水東進，擴展到渭水下游的廣闊地帶。有學者考定，周人最早的淵源地在山西汾水流域，周人是從山西西遷至渭水上游的。[54]也有研究《詩經》的學者提出，周族發祥地“邰”之地望或在山西境內黃河的三條支流汾水、涑水、沁水流域一帶。[55]總之，是離不開黃河的。三代文明都深深植根于黃河流域，是黃河孕育了三代文明。
2.三代徙都，不離黃河。都邑，是文明的中心。三代的共同點是：為了部族的生存和找到更好的發展區域，都邑往往是遷徙不定的，尤其是在早期姓族古國的階段。夏族都邑的遷徙路線，由于史料缺乏，并不清晰，但從文獻所載看，夏之都邑大都在黃河或其支流之上。一是汾水?！蹲髠?middot;定公四年》有：“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夏墟，應是周人所認定的夏代最早的都城。其具體地址一說太原，一說臨汾（平陽）；或說在汾水下游晉西南區域為遷徒不定。二是黃河下游“河濟之間”。文獻記載有兩個夏人都邑都在此地：其一東夏，其二帝丘。[56]三是伊洛平原。《國語·周語上》：“昔伊洛竭而夏亡”，說明夏桀之亡時，都城就在河洛平原，這與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是吻合的。在河南登封發掘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遺址，考古界多有人認為是“禹都陽城”之陽城。[57]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夏跡》中遍搜文獻中與夏朝有關的地名計有22條之多，說明夏人的活動足跡都沒有離開黃河流域。
商族由東方而入中原，其都邑在黃河中下游較廣闊的范圍內，往復遷徙，是都邑遷徙最頻繁的朝代。在成湯以前的先商時期有“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之說，王國維考定為：蕃、砥石、商、商丘、泰山、殷、商丘、亳。[58]八都范圍大致都在冀南、豫北、魯西這一黃河下游范圍內。成湯滅夏后，西進中原，王震中著《商代都邑》一書，分早、中、晚期做過專題考定。早期分建偃師商城、鄭州商城；中期曾遷隞、相、邢、奄、殷，其中相、邢、奄的地望，考古、學術界對遺址爭議較大，但大致都在黃河中下游一帶遷徙；晚期的洹北商城及最后遷建都于黃河下游之安陽殷墟。[59]周族都城的遷徙有較明確的歷史記載，滅商前，由邰—豳—周原—豐邑，滅商后，定都豐邑附近的鎬京，史稱豐鎬或鎬京，都在渭水流域。西周初，周公即著意在河洛平原的洛邑營建新王都，西周末，鎬京被戎狄所毀，周平王遷都洛邑。三代遷都，都以中原為核心區，范圍不出黃河中下游。
（二）三代文化，共生互融
三代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發展中的奠基性地位，是與三代文化之間特殊的相互關系分不開的。這種關系，有以下特點。
1.共生性。三代文化并不是隨朝代更替而前后遞進式的傳承關系，而是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共生并存的。一是從社會組織的特點看，三代都是以宗法制姓族文化為主體形成的“城邑式的宗族統治機構。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姓各不同，而以姓族治天下則是一樣的”[60]。二是族源的發生處于相同的時代。在古代文獻記載中，商之始祖契，夏之始祖鯀與禹，周之始祖后稷都同時出現在堯舜時代。據《淮南子·齊俗訓》：“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而周之始祖后稷，在堯時也曾為司馬。[61]在舜治天下之后，三大姓族首領又同為“三公”：“夫三公之封，自為大國，而舜又益其地，……封契于商，封稷于邰，子孫并大顯于后。”[62]說明早在“五帝”時期，三代之祖即同為黃河流域規模較大的姓族部落古國的首領。在考古探源中，三代文化在黃河流域的不同區域同源于龍山文化時代。夏文化在中原河南龍山文化基礎上發生發展的，商文化處黃河下游也在龍山文化基礎上形成發展。而周文化則在渭水流域的關中地區，在陜西龍山文化基礎上，融合上游齊家文化因素形成發展。[63]三代文化的產生不僅在地域上相近，在自然環境上也具有黃河流域的相對一致性。
2.復合性。三代文化形成于中華文明的早期，自然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巨大。三代文化雖然各有其源和地域的差異，但任何一族文化都是多元聚合的結果。一是三代之間的多元復合融匯。在夏文化形成過程中，由于先商、先周文化的存在，它的形成必然受到商、周文化的影響，并吸收了其某些因素，三代之間很難分得清楚。被稱為夏文化重大發現的二里頭遺址的族屬問題一直在考古界爭論不休。“二里頭主體商都說”“二里頭前夏后商說”“二里頭全為夏都說”及“二里頭主體夏都說 ” 等多元觀點激烈交鋒[64]，固然各有所居，但也反映了夏、商文化本身都是復合型的，很難決然判斷出它的清晰標志屬性。商文化自然吸收了夏文化的眾多因素，其中主要的還是“殷因于夏禮”，但它在與周族的長期交往和戰爭中，也受到了先周文化的重大影響。錢穆、呂思勉、王玉哲等學者認為先周文化本是夏文化的一部分，周人是從山西由東而西遷陜西的[65]，而且在先周時期就大量地吸收了商文化[66]，立國后更是注重對殷商文化的傳承與吸收，“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就是加進了殷商的文化。二是三代文化與域內外眾多族姓小國文化的多元復合融匯。在夏代的勢力范圍已經到達了長江流域；商代土地更遼闊，充分吸收了大量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其所征伐范圍內的各地域文化。在夏商時期，域內有千萬個族姓古國，每一個小國，都有自己的傳統，在文化上，是一個多元并存的時期；夏、商王朝作為共主，在跟這些域內外姓族文化實體交往、戰爭、兼并等活動中，實現了多元文化的復合融匯，所以三代文化都是一個極復雜的文化復合體。周朝實行分封，每一個諸侯封國，都是一個亞文化的單元。所謂周文化，實際是包含了各諸侯國文化在內的文化多元復合體。
3.互融性。共生、同源的特點使三代文化從源頭上即具有了縱橫交織、相互融合的先天條件。三代在經歷了由姓族古國、方國、以至王國的演變過程中，商、周是夏代列國之一，周與繼承夏祀的杞是商代列國之一，杞與繼承商祀的宋是周代列國之一。“夏商周三代的關系，不僅是前仆后繼的朝代繼承關系，而且一直是同時的列國之間的關系。……后者是三國之間的主要關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國之間實力強弱的浮沉而已。”[67]可見，歷史上往往“三代”合稱，實際表明在文化上是一種交互融合的形態。因此到了漢代人的眼里，其道德教化是循環吸收、相互融合的：“王者設三教者何？……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68]正是三代文化的上述特點，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三）三代傳承，“禮”為主脈
“禮”是中華文明有別于西方文化的特質，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和表征就是“禮”。[69]《史記·禮書》：“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读洝?，集三代文獻之大成，前人即有“六經皆古之典禮”之說[70]，可見“禮”在三代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1.王朝之“禮”，始于夏代。中國“禮”的起源與文明起源同步，產生于聚落和姓族古國內部對祖先的崇拜和對天地的敬畏。欲表敬念，必有儀式，禮寓其中。五帝時期，也講德、禮，但還未達到三代時的制度化。堯、舜、禹禪讓王位，都曾有“舜讓堯子”“禹讓舜子”的情況，但因“諸侯歸之”而未成功，可見當時，即使是禪位之大禮，也沒有制度化。為什么禮制產生于黃河流域的夏朝？一是與國家形態變革有直接關系。自夏朝始，已進入廣域王權統治的“王國”時代，為維護“王”的地位和統治，“禮”的重要性突出了出來。禮者，“當時貴族階級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國以禮，……列國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賦稅、軍旅、朝覲、聘享、盟會、喪祭、田狩、出征，一切以為政事、制度、儀文、法式者莫非‘禮’”。[71]二是與治理黃河水有直接關系。堯時“洪水滔天”，鯀、禹父子，兩代治水，鯀失敗而禹大獲成功，得到“執玉帛者萬國”的擁戴，從而建立了夏王朝。禹治水成功的過程和細節我們不得而知，但有學者認為：“為控制黃河以及修建水利排灌設施需要付出巨大的共同努力，……必須由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來指揮眾多的人，可以說，無論什么地方需要大規模治水，專制類型的或稱‘東方’類型的社會就會在那里發展起來。”[72]這個分析抓住了黃河在“東方”文化奠基期的獨特地位和貢獻以及三代王朝都只能產生于黃河流域的原因之一，很有見地。但夏代的社會形態還遠談不上“專制”，只是在重大的自然災害面前需要一個“王”來指揮“統一”的行動罷了。而且史前的洪水經常漫溢，災害多發，這種“統一”的勞作會反復進行，這或許是統一王朝始于夏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王”的指揮過程中，規范的“禮”就成為統一行動的約束了。“禮”從血緣姓族內部的儀式轉變為王國統治思想的社會信條，這也是自夏朝始，“禮”成為三代文化主脈的重要因素。夏禮，是三代禮制的奠基，對商、周影響巨大?？鬃诱f：“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73]這既說明夏禮在三代禮制中的創制地位，也表明三代之禮一脈承傳，至春秋仍有巨大影響。由于文獻缺失，夏禮的具體面貌已難知其詳，但在夏代晚期的都城二里頭遺址內，不僅發現多座按照禮制建設的體現中軸線理念、呈左右對稱布局的宮殿；而且出土的禮器較之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遺址的禮器更加規范化、制度化，說明夏代已經“形成華夏風格和文化內涵的禮器制度”。[74]
2.商代禮制，大幅提升。由于甲骨文的出土，殷商的禮制情況文獻記載較多?？傮w看殷禮繁富，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禮制體系，至少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祭禮無處不在。商代祭祀、占卜之風盛行，祭禮、占禮充斥著社會的各個方面。以至于美國人史華茲感嘆道：“人們考查甲骨文的時候，就會立刻為如下的現象所震驚：我們稱為祖先崇拜的現象幾乎無處不在”。[75]其實不僅是祖先崇拜，商代的宗教信仰中，還包括對天神（含天帝、日、月、云、風、雨等自然天象）和地祇（含土地、山、川、四方等）的崇拜也是無處不在的。這種崇拜就是通過祭禮來表達和實現的。二是禮器大幅提升。主要是大量青銅器的鑄造。今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就有四五千件之多。其中相當多的是用于宗教祭祀使用的禮器。三是禮制體系日趨完備。其中包括：王朝內部的世系繼承禮制；王朝與四土、四方、邑的關系禮制；婚姻禮制、喪葬禮制等，都屬于殷禮的范圍。四是禮制的不斷創新發展。由于社會的不斷推進發展，禮制建設也會遇到許多新的問題，于是殷人也在禮的實踐中，不斷創制新法，以成新的禮制。甚至產生遵循古禮還是實行新禮的斗爭，張光直稱為新派與舊派的斗爭。[76]殷人正是在繼承和創新的結合中實現了殷禮的大幅提升。
3.三代禮制大備于西周。三代文化隨朝代更迭不斷創新、發展、融合、提升，到西周達于三代文化發展的巔峰。宋代朱熹的弟子輔廣在《論語答問》中說：“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后相承，互為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77]近代學者柳詒徵也說：“周之文化，以禮為淵海，集前古之大成，開后來之政教。”[78]三代之禮于周最盛。
首先西周是三代禮制的總結者、集成者。一方面，西周的禮制是在承襲夏、商禮制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孔子才能說出“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79]的話。這里的“損益”即是批判地繼承和增益發展。另一方面，從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80]，從《左傳》《禮記》等文獻的眾多記載中，都能找到西周時期仍然保留、傳承著夏、商乃至堯舜時代古老族姓文化傳統的記載，展示出西周文化的多元豐富性。例如，武王滅商后，封舜后裔于陳地；著意尋找到夏禹的后裔東樓公，封于杞地，來傳承虞、夏文化；[81]滅殷后，“復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82]。武庚叛亂被誅后，周王室又封紂王之庶兄微子于殷商舊都之地以立宋國，來傳承商文化。因而可以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于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汋損益，因襲積眾，以集于文武，其經世大法，成稡于是”。[83]西周文明實際是三代文明的一個集成式的融合體。
四、三代之“禮”，奠基中華文明
西周禮制，在傳承融合夏、商及以前“禮”的基礎上實現了革命式的開拓與創新。蒙文通《古史甄微》總結說：“殷人好鬼，而好鬼之風開于夏之晚季……殷之道好鬼而任刑。”“周公宗仁義，秉禮樂，一守商之陳規，一開周之新局”[84]。王國維則將周滅商之政權更替稱之為政治大變革：“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85]將殷周之變作為整個中華文明史上舊制度、舊文化與新制度、新文化的分水嶺。孔子也曾極力稱贊：“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86]以“郁郁乎文哉”的繁茂盛況，夸贊西周文化的豐富、完備與活力，是三代文化發展的繁盛巔峰。三代之禮，集成、完備于周禮，而周禮則是奠定中華文明基本制度、多元一體文化格局和思想文化主軸的根基。
1.以分封制為基礎的農業宗法禮制奠基。西周社會已是農業社會，“由于封建制度建筑在農業基礎之上，從而與它相適應的宗法制度又建筑在封建制度之上，兩者就密切聯系而分不開了。”[87]而宗法制度的奠基，顯然是基于在西周形成完備制度體系之上的。王國維將宗法傳統的制度化、倫理化概括為：“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88]王這里實際提出了西周對中華文明主體精神奠基的主要構架：一是由殷商之“信天、敬神、尚鬼”而以人事為主體，以宗法禮制為“綱紀”的巨大變革；二是以“納上下于道德”，以形成全民族為“道德之團體”的目標。這就奠定了中華文明精神的主體構成。張光直對王國維這種“西周奠基說”提出異議，認為宗法的制度化應該更早，“不但殷商時代已有宗法制度，這種制度在龍山時代就已經可以由考古資料推斷出來了”，并且他以山西襄汾縣的陶寺和山東諸城的呈子兩處龍山文化墓葬為例，認為：“龍山文化有幾個墓地中墓葬的分布方式就好像是宗法制度的圖解一樣。”認為：“殷代的宗法制度更有文字上的根據。”[89]的確，張光直提出的宗法制有源遠流長的深厚根基是對的，也說明西周對中國禮制的奠基是融合三代文化的深厚基礎之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唯至西周之大變革，宗法之禮才進入有序、穩定、制度化軌道定型下來，嫡長、廟數、同姓不婚及由此而行之封建，成為影響此后數千年之根本制度。
2.中華多元一體格局的奠基形成。夏商以前，中華文明的總體面貌是邦國林立的多元組合體，夏、商時代的中央王朝與數百千姓族方國的關系[90]，主要的還是一種以納貢的間接方式來實現的“天下共主”關系。“那些主權半獨立的一個個邦國之君，在其國內都行使著國家君主的權力，各邦之間的關系也都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91]這種“共主”式的王朝，雖非實質性的“一體”，但已是一種多元向一體發展過渡的國家形態。筆者認為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三代是個關鍵奠基期。如果說，從堯舜時期開始，已經具有了區域性“共主”的方國形態，那么，真正走向有一體趨勢的廣域王國，則是夏代伊始以大禹指揮千萬萬個姓族古國“統一”治水開始出現在黃河流域。這是黃河文化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巨大貢獻。在三代文化發展中，有一個從松散的聯盟式“共主”向王權不斷加強的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禮”起到了網羅社會，凝聚統一力量的綱紀作用。沒有三代禮制的發展、傳承與完善，也就無法形成統一的“道德之團體”了。殷周之“劇變”和西周之奠基，其要義就在于：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格局。
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西周是一個質變期。西周文化與三代以來各姓族地域文化的關系，發生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一方面，西周王朝保留了一些多元的傳統和文化因子，展現出了文化的豐富多元性，例如周初封建諸侯時，為保留夏、商故國的傳統，即采取了“啟以夏政，疆以周索”，“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等形式，所謂“啟以商政”就是在文化上“居商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保留當地傳統的固有文化，在疆域管理上則按照周的新制度管理，即“依周制畫經界、分地理”[92]。另一方面，西周王朝又通過征伐、分封、賞罰、策命和“禮儀的系統化與制度化”，與各地域諸侯國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93]的“一體”關系，“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從關系”，這樣，“古代以姓族為集群條件局面，遂因此改觀，成為以諸族相融合的新組合。……終于在這個秩序的基礎上，凝結了一個強烈的‘自群’意識，后世的華夏觀念，當由周初族群結合而開其端倪”[94]。西周王朝由此形成的這種文化上的多元一體大格局，是奠定中華文明“大一統”理念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基石之一。
3.諸子之種源與儒學之根基。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爭鳴，是對中華文明形成發展影響至深至遠的文化巔峰。而西周禮制，不僅為諸子百家的產生深植了種苗，而且為孔子的出現和儒學的產生發展在制度和思想上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周禮為諸子之種源。諸子百家興起于孔子創辦私學，士的階層崛起之后，但其形成的根源究竟在何時？《漢書·藝文志》記載：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禮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雜家出于議官，小說家出于稗官，即“諸子出于王官”。近代以來，學者對此多有質疑和爭議，胡適有《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引《淮南子·要略》認為“諸子之學皆起于救世之弊，應時而興”。[95]此文對后世影響很大。而筆者認為西周之禮制，實為諸子之種源。試論如下：
其一，諸子學派，根在周禮。錢穆指出：“開諸子之先河者為孔子?？鬃由敄|周之衰，貴族階級猶未盡壞，其時所謂學者則惟‘禮’耳。”[96]這個“禮”，即是孔子所稱“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西周禮制；這時的惟“禮”學者，也是禮學之士。而孔子以前，周之教育即為周禮教育，以培養貴族子弟“明人倫”為目的，教育內容以禮樂為主干，所謂“樂，以修內也，禮，以修外也”[97]，所培養的人才，自是禮士了。西周的大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98]，既是貴族子弟學習場所，又是“貴族成員集體行禮、集會……實際上就是貴族的公共活動場所”[99]。這種政教合一、官師合一，官學合一的體系之下的學術思想傳承，自西周至春秋，悠悠數百載，知識學術，皆在官府，禮學傳統，淵源流長，即使官學衰，私學興，諸子開先河，其源必在西周之禮制。
其二，諸子學派與周禮之官有密切關聯。諸子之學，應時而生；但諸子學派并非與周禮之官守沒有淵源關系。胡適就說：“諸家之學說，間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陰陽家之近于占候之官，此猶可說也。”[100]其實，不止陰陽家，各家學派，與某一官守，都是有某種淵源關系的。例如：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司徒是“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即助人君明教化者”[101]，這就與傅斯年說的：儒家者流，出于“教書匠”之說如出一轍；他還認為：“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職業”[102]，更說明諸子之源是與王官職守有密切聯系的。周禮之實施，落地在王官，諸子之興，必受王官影響，至少在諸子形成早期的創始人那里，這種影響應該是大的。
其三，諸子的學派劃分，與周官職守相關。對諸子各家學派研究，始于戰國之世，《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都分六家，各有所論，開學術史先河，意義重大；但他們以自己立場，褒貶批判，隨意性強，派別之分，也較含渾。漢代《淮南子·要略》論諸子之源，多重人物著作，非學派專論；《論六家要旨》，概括精要，惜只論六家。所謂諸子九流十家，實出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本之。筆者認為，劉歆承父業，輯目錄，所見先秦古籍甚多，其“諸子出于王官”說，必有所本。細析《漢書·藝文志》所列諸子百家，其學派之分，既采前人之論，本其學說，又深究某學派與《周禮》某官守之關聯，追本于西周之禮制，細分于不同官師學術之差異，是有一定道理的。胡適及后人的批判，是以學派思想主張與周官職守比對，而論其非，殊不知《七略》與《漢書》所述諸子之源，并非全按思想主張，而是在六家基礎上，按其職業、階層之別增補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而成十家的，這些學派與周禮職官的淵源關系就更直接。概言之，諸子之種源，確在西周之禮制。
（2）周禮為儒學之根基?！痘茨献?middot;要略》記載：“周公受封于魯，以此移風易俗?？鬃有蕹煽抵?，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突出強調了儒學的產生是孔子研修周禮，傳承周公之道以及魯文化培育的結果。在這方面，學界多有深入探討。
其一，西周禮樂制度為儒學之基。周禮是儒學的基石，但周禮是在損益夏、商禮制基礎上，集成、創新而成，因而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庸》又引孔子之言：“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道出了儒學產生與周禮的直接關系。陳來認為:“西周禮樂文化是儒家產生的土壤，……同時，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長演進的產物，經歷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而發展為禮樂文化，從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發展為倫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產生的深厚根基。”[103]這不只從周禮，而是以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從三代之禮發展進程的內在聯系中，發掘出儒學與三代禮制文明更加深厚的文化淵源關系，來肯定儒學源于周禮。而勞思光則認為：“孔子承周文化之方向，而揚棄周以前各民族之原始習俗及觀念，……乃周之人文精神成熟之表現，亦即周文為儒學之源。”[104]認為孔子創始儒學是揚棄夏、商等各民族文化，而將周文化創造性傳承、發展到了成熟的新階段。概言之，周禮為儒學之源是不爭之史實。
其二，周公為儒家學派奠基人?！渡袝髠鳌酚涊d:“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雖然該書為漢儒解讀《尚書》之作，周公是否按此年序完成這些歷史的功業難以定論，但所載周公以東征完成統一大業，分封建國、營造洛邑，創制禮樂的歷史功勛卻是卓著的。楊向奎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特別強調周公對儒學形成的巨大影響：“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又說：“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105]強調了周公才是儒家學派最早的奠基人。事實上，孔子一生以踐行、傳承周公之訓，“志欲行周公之道”為使命，不僅“入太廟，每事問”[106]，而且在精神上也對周公存有高度敬謹與契合，以至于達到“夢寐之間，如或見之”的程度，并以年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為大遺憾之事。[107]可以說，周公是對孔子影響最大的先圣先哲，后世曾稱儒學為“周孔之道”，唐代尊奉周公為“先圣”，后世稱為“元圣”，都是對周公奠基儒學的肯定和公認。
其三，魯文化與儒學之源?？鬃映錾隰攪斘幕瘧侨鍖W的重要淵源之一。筆者曾對此作過較深入探討[108]，提出：周初分封諸侯，特重齊魯，將周公封于魯國；特殊政策，扶植齊魯，而給魯國以特殊優渥的文化政策：“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109]。并特許魯國享有天子之禮樂，“以褒周公之德”[110]。這是周初王室著意要在東方的魯國建立一個傳承周禮文化中心的顯明標識。伯禽代周公就封魯國后，實行“變其俗、革其禮”，移風易俗的文化政策，就是落實這一規劃的重要舉措之一。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在孔子出生的春秋末期，魯國是列國中“猶秉周禮”，保存周之禮樂文化最完備的唯一文化中心。不僅吳國公子季扎到魯國觀樂后感嘆：“猶有先王之遺風”，“有文王之德”，而且晉國的韓宣子到魯國觀書于太史氏后，也極為稱贊道：“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111]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之季，魯國仍保留、傳承著原味的周禮和周公的遺訓遺德；周禮，為儒學產生之根基，在孔子故里的魯國文化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結語
中華文明以輝煌燦爛、源遠流長、從未間斷著稱于世。因而，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期的文化探索和研究始終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熱點和重點問題。自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近百年來，我國考古界幾代學者為此進行了艱辛努力，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結合大量考古發現和有據可查的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對黃河文化與中華文明奠基期的關系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英國人類學家泰勒說：“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112]我們中華民族，就是文化內涵極其多樣豐富的一個復雜而又統一的整體。這樣一個復雜整體的起源和奠基形成的過程，雖然一定是多元、多彩、多區域、多方位甚至有些時段是雜亂無章的，但它必然有一條文化的主脈，在其中起了聚集、融匯、統合的作用，否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大格局、大氣象、大一統就不可能形成。筆者認為，這一條主脈就是黃河文化。
1.黃河文化，既非當今或歷史上流經的各省文化的簡單相加，也不是黃河兩岸的河水文化。從黃河文化的歷史發展和地位、貢獻看，所謂黃河文化，應是以中下游為主體，包括其主要支流渭水、汾水、伊洛河、沁水、濟水、汶水在內的廣大流域的文化。筆者提出，燕山以南的河北平原廣大地區是史前和三代時期黃河流經入海的地方，曾密布若干湖泊和支津，應是黃河下游主要流域之一。自金代至清末，黃河主河道是人為決口奪淮流入黃海的，除亂流奪占泗、汴、潁、渦、睢等天然淮河支流河道外，主河道在黃淮平原上頻繁泛濫擺動、南移，統治者則人為治河保運，勉力維持，黃河既沒形成穩定主河道，也不可能有支流匯入，所謂“黃河流域”既沒形成，奪占區域仍屬淮河流域，不能作為黃河流域看待。
2.黃河文化和中華文明起源的關系，可以上溯到數百萬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和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期。盡管舊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在全國各地都有大量發現，乃至近些年，“人類起源于非洲”逐漸成為世界考古界的主流觀點，但是以在黃河下游發現“北京人遺址”為起點的黃河流域舊石器時代的大量探索發現，還是很雄辯地證明：黃河流域是中華大地上古人類最早、最多、最集中的生活區域，在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演化發展中，“黃河人”應是現代中國黃種人最早的來源之一。
3.無論從國際考古界公認的人類文明起源的幾大要素，還是從人類早期國家形態的發展演變看，在距今五千年以前，中國已進入了高度文明發展的階段。從該時期全國考古發現看，說中國文明起源是多元的，是“滿天星斗”，無可厚非。但多元聚集，百川匯河，中華文明起源時期的主脈還是在黃河的中下游流域。以陜、晉、豫交界的河洛平原為中心的黃河中游地區，與以泰山周圍及河濟之間廣大區域為主的黃河下游區域文化的東西交匯和強度融合形成了主脈。這條主脈不僅吸附了周邊發達的文明，而且為此后夏、商、周三代在黃河流域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在新石器時代“黃河主脈說”論述中，繞不開的是長江。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為中華文明作出了突出貢獻，某些方面甚至在同時期已發現遺址中是無與倫比的。例如，良渚文化古城所展現的具有“王國”特點的氣象。但是，良渚文化在長江下游的去向是衰敗了，并沒有形成象夏、商、周那樣具有廣域王權的中央王朝。所以，那種說長江與黃河一樣，是中華文明的搖籃的觀點，雖有一定的考古依據，但是其“搖籃”的貢獻實際上是匯聚到黃河主脈中來實現的。
4.夏、商、西周三代文化都孕育、發展、成長于黃河流域，是黃河文化作為中華文明奠基期主脈的重要貢獻。筆者雖然沒有展開論說，但提出：從國家形態的演變看，從文明起源到三代時期，已經完成了從古國—方國—王國的演化，三代文化的發展，是廣域王權中央王朝不斷加強“王國”化的過程，并為秦漢時期“帝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美國人類學家克魯柯亨認為：“文化基本核心由二部分組成：一是傳統（即從歷史上得到并選擇）的思想，一是與他們有關的價值。”[113]三代文化具有共生性和互融性，它們傳承發展的主脈就是以思想、精神和價值觀為內核的“禮”。而三代之“禮”大備于西周。西周的禮樂文明，不僅是對夏、商禮制的集成、融合與總結，也是一次革命和創新，即由夏商時期的“尊神尚鬼”之禮，而損益、修正為敬德、重民的禮樂教化之禮。西周的禮制，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為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一是農業宗法制度的奠基。德國人類學家格羅塞認為：“生產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現象，和它比較起來，一切其他文化現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114]西周的農業宗法禮制的定型，奠定了此后三千年中國傳統的農業宗法社會的基礎，影響深遠。二是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思想理念的奠基。在黃河流域復雜多樣的地理自然環境和夏、商中央王朝建立后，仍存在上百千個姓族古國、方國的文化形態，決定了三代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而西周實行的分封建國，既強化了一體，又整合、穩定了多元，形成了真正的多元一體化的國家形態。西周時期一整套禮樂教化制度，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奠基作用，是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理念的文化根基。三是西周的禮制及其嚴密完備的官僚體制和官師合一的教育體制，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派的形成植下了種苗；而周公的制禮作樂及其德政教化思想，與魯國的周禮文化中心地位，是中華文明思想文化主干儒家文化的淵源和根基。
注釋：
[1]李振宏、周雁：《黃河文化論綱》，《史學月刊》1997年第6期。
[2]安作璋、王克奇：《黃河文化與中華文明》，《文史哲》1992年第4期。以幅員遼闊的疆域和56個民族形成的中華文化，就其形成發展的漫長歷史講，是一個層壘式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過程，但就中華文化的主體看，它應該是起源于五千年前，奠基于三代時期。而黃河文化與中華文明形成的關系問題，是中華文明研究和黃河文化研究的重大問題。近百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對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中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質疑和挑戰。本文試圖對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多元一體格局奠基時期的主脈地位作一概括闡發，以推動黃河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3]靳輔：《治河方略》卷九，《源流》第五，清嘉慶四年（1799）刻本，第19頁。
[4]李學勤、徐吉軍主編：《黃河文化史·導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頁。
[5]《宋史》卷二十五《高宗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59頁。
[6]《清史稿·河渠志·黃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754頁。
[7]劉揚：《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的三個重要事件》，《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8]衛奇：《“北京人”遺址第十層石制品再研究》，《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9]劉揚：《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的三個重要事件》，《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10]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2-24頁。
[11]賈蘭坡、王建：《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科學通報》1957年第1期。
[12]王益人：《遠古遺蹤——山西芮城西侯度遺址發現始末》，《文史月刊》2016年第1期。
[13]婁玉田、馬寧：《中國北方最早的人類化石——藍田猿人》，《化石》2014年第1期。
[14]吳汝康：《藍田猿人頭骨的特征及其在人類進化系統上的地位》，《科學通報》1965年第6期。
[15]呂遵諤等：《山東沂源猿人化石》，《人類學學報》1989年第4期。
[16]王益人、王建：《山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發現與研究》，《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3頁。
[17]王益人、王建：《山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發現與研究》，《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頁。
[18]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溝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1年第4期。
[19]蘇秉琦、殷瑋璋：《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20]李學勤、徐吉軍主編：《黃河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40頁。
[21]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考古》1977年第4期。
[22]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98-100頁。
[23]蘇秉琦、殷瑋璋：《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24]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01頁。
[25]有張光直的9個區系說、嚴文明的三大類型十二區系說、佟柱臣的三個接觸帶七個系統說等。參看石興邦：《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體系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1期。
[26]《張學海考古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
[27]李聯盟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內蒙古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1頁。
[28]朱乃誠：《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2頁。
[29]劉斌：《良渚與中國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中國文化研究》2021年冬之卷。
[30]趙曄：《良渚：中國早期文明的典范》，《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31]李潤權：《張光直教授的學術成就》，《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32]易華：《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
[33]王巍：《百年考古與中華文明之源》，《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6期。
[34]陳星燦：《從一元到多元：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歷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35]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頁。
[36]韓建業：《裴李崗時代與中國文明起源》，《江漢考古》2021年第1期。
[37]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發掘報告序》，載蔡鳳書、欒豐實主編：《山東龍山文化研究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第6-7頁。
[38]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說》，《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39]杜金鵬：《試論大汶口文化潁水類型》，《考古》1992年第2期。
[40]邵望平：《中原文化中的東方因素》，《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41]蔡鳳書、欒豐實主編：《山東龍山文化研究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第328頁。
[42]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17頁。
[43]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37頁。
[44]蘇秉琦提出，中國從史前到秦漢是沿著“古國——方國——帝國”模式發展的；王震中認為，蘇先生的框架并不規范，提出了“邦國——王國——帝國”的模式框架（王震中：《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8頁）。筆者認為，史前至秦漢以“古國——方國——王國——帝國”四種形態演進更符合史實。古國，是以姓族形成的小國，“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有萬國”者即是；方國，則是掌控一定區域范圍的國家形態，“五帝”即是方國的首領；而三代，則已進入“王國”時代。西周實行的分封制，已經孕育了“帝國”的基因，為秦漢成熟帝國的產生奠定了原始基礎。
[45]王?。骸栋倌昕脊排c中華文明之源》，《歷史研究》2021年第6期。
[46]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頁。
[47]沈長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濟之間考》，《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1頁。
[49]譚其驤：《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歷史地理》1981年創刊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64、50頁。
[50]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頁。
[51]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83-85頁。
[52]王玉哲：《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3]許倬云：《西周史》及附錄饒宗頤《談西周文化發源地問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70頁。
[54]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3頁。
[55]王宗石編著：《詩經分類詮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96頁。
[56]《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有“聞君將靖東夏”，《左傳》昭公元年、昭公十五年都有“東夏”，杜預注：“在頓丘縣(今濮陽清豐縣）南”；《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載“衛遷于帝丘（杜預注：東郡濮陽縣）”，而帝丘則是夏啟之孫相之都邑。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67、1201、1372、487頁。
[57]周書燦：《禹、啟、太康傳說的考古學對應問題》，黃賢全、鄒芙都主編：《西部史學》（第3輯），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9頁。
[58]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15-522頁。
[59]王震中：《商代都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2頁。
[60]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73頁。
[61]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08頁。
[62]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三），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第409頁。
[63]徐錫臺：《早周文化的特點及其淵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
[64]賀?。骸抖镱^文化古史屬性研究的新動態及相關問題》，《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65]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9頁。
[66]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53頁。
[67]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70頁。
[68]班固：《白虎通義·三教》，清乾隆嘉慶間嘉善謝氏刻抱經堂叢書本，第3-4頁。
[69]丁鼎主編：《三禮學通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頁。
[70]陳鐘凡：《諸子通誼·原始》，《國故》1919年第1期。
[71]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4、36頁。
[72]［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頁。
[73]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7頁。
[74]王?。骸栋倌昕脊排c中華文明之源》，《歷史研究》2021年第6期。
[75]［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鋼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頁。
[76]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28頁。
[77]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83頁。
[78]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冊），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第121頁。
[79]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7頁。
[80]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60頁。
[81]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六《陳杞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914頁。
[82]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七《衛康叔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923頁。
[83]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序》（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84]蒙文通：《蒙文通全集》（三），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第121、123頁。
[85]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453頁。
[86]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82頁。
[87]顧樹森：《中國歷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0頁。
[88]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3-454頁。
[89]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388、389頁。
[90]《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戰國策·齊策四》：“湯之時，諸侯三千。”
[91]王震中：《商代都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86頁。
[9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38頁。
[93]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643頁。
[94]許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第165、140頁。
[95]胡適：《中國思想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07頁。
[96]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4頁。
[97]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34頁。
[98]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70頁。
[99]郭齊家：《中國教育史》（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2頁。
[100]胡適：《中國思想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07頁。
[101]陳國慶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7頁。
[102]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0、193頁。
[103]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8頁。
[104]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8頁。
[105]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6、279頁。
[106]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83頁。
[10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94頁。
[108]王志民：《齊魯文化與中華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60頁。
[109]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53頁。
[110]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842頁。
[11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162、1227頁。
[112]莊錫昌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0頁。
[113]莊錫昌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頁。
[114]莊錫昌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7頁。
【作者簡介】
王志民，山東省政協原副主席，山東師范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副校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原特聘院長。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齊魯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首席專家，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山東省齊文化傳承與示范區建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首席專家。長期致力于齊魯文化與中華文明，儒學與諸子百家，先秦文學等方面研究。
來源：《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