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前論孔子之言仁，本在言為仁由己。仁者之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而己之生命與他人生命相感通，乃一“次第由內以及于外，而未嘗離其一己之仁之流行”之一歷程。吾人前論墨子以義說仁，其言義或仁義，則重在其表現為對他人之實際上的愛利，而見于事功，以建立普遍客觀的“人與人以愛利相施報”之義道，在此普遍客觀的義道中，能行此義道之我，亦客觀化為人之一，以與其他人平等的兼相愛、交相利，并客觀化為一國家中之居下位之人民之一，或居上位之為政者之一，或眾賢之一。其所知所行之義，則又為當與天下人之義，求“一同”，以成天下之公義，可更上同于天與鬼神之義者。由此而成之墨子之重客觀化之義道之思想系統，便與孔子之重人之一己主觀生命之為仁，以感通于人與天及鬼神者，成為異流。又墨家之言仁義，重在愛之必有利，事功之必可加利于民者，故以禮樂為無用。墨子更不見禮樂之足以表現人之情意，以暢通人我之生命，養人仁義之心，使人行仁義之道等價值。此尤與孔子之重禮樂之旨相對反。于是孟子起，重發明孔子之道，乃不得不一方辟墨學之言義之只重歸于客觀化之實利之思想，亦重發揮孔子以仁言義之旨，乃說仁義皆內在于人心，并重申儒者言喪祭之禮與樂之價值。孟子之言，自大不同于墨子。然墨子之學既為新出，孟子之重申孔子之學，亦自必當有其新立之義，而其言亦不得皆全同于孔子。孟子固亦自有其學，自有其道，皆可與孔墨之言相較而見者也。
孟子所言之道，即上說之“立人之道”或“人之自興起其心志，以為賢為圣之道”。故上文引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之語為證。此仁者人也之語，中庸中有之。春秋公羊傳成公十六年傳文，亦用此語以為言。蓋皆后于孟子。孔子墨子所言之道，固亦皆要在言人道。然孔子言人道，要在辨君子與小人之道之分，夷夏之道之分。墨子言人道，要在言辨義與不義之分，圣王與暴君之道之分。此皆在人道之內部辨。孟子之言人道，則除亦在人道之內部作種種之分辨外；卻要先對人與禽獸之道，加以分辨?？鬃游磭L特論人與禽獸之不同。墨子以人與鬼神及天并言，上者為天，中者為鬼神，下者為人，亦未嘗更及于人以下之物。自墨子之天為兼生兼養人與萬物者看，則人與萬物之地位，對天而言，尚不甚相遠。然在孟子，則特重言人與人以下禽獸之分別，以凸顯此人之道。此則重在言人之居禽獸之上，而將其在天地間之地位，加以升舉；便不同于墨子之言人之位居天與鬼神之下，亦不同于墨子之重在言人之上法天而事鬼神，以立人之義道于天下者矣。
孟子之以人與禽獸對觀，而言人與禽獸之別，與墨子之以人與天鬼對觀，而言人之法天鬼之事，二者雖不同，然又皆可說是將人客觀化為天地間之一類存在，而后有之論。此即不同孔子言人道，未嘗將此人之自身客觀化為天地間之一類存在，而與禽獸、天及鬼神對觀者。孟子視人與禽獸為異類之存在，孟子書亦時言及“類”。類之觀念非孔子所重。墨子則特重“類”，而其立言、論故，亦必求明于事物之類。則孟子之言類，亦當有所承于墨子之用名，猶孟子之合言仁義，亦初當始自墨子之合言仁義也。此孟子之重辨人與禽獸之類之不同，固亦是將人客觀化為天地間一類之存在，而后有之論。若人只如孔子之生活在己與人與天命鬼神相感通之世界中，或只生活在人倫世界中，而不將此人類客觀化為天地間一類之存在，固無此人與禽獸之辨可說也。
孟子之言人與禽獸之辨，雖必待將人客觀化為一類之存在，而后有此辨；然孟子此辨之目標，又不真在客觀的辨萬物之類之有種種，而要在由辨人與禽獸不同類，以使人自知人之所以為人。此自知，則要在人之能重返于其自身之主體，而加以反省自覺。由此反省自覺所得者，唯是人之生命心靈之自身之性，為其仁義之德之根之所在者。此其思路，又大不同于墨子，而同于孔子之言學言仁，必在人自己之生命心靈上立根，而重人之內省自求之功者。然孔子之言人之內省自求之事，要在對他人而言。學者當內省而求諸己、以盡己，而行己之當然之道，以成就其內在之德性生活；不可只求在外之聞達，亦不可只多所求于人之所以待我，更不可求之不得，而怨天尤人。故孔子以“古之學者為己”與“今之學者為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相對較而說。后明儒劉蕺山言圣學三關，以此“人己關”為首是也。今孟子進而將人與禽獸相對而說，則學者之學為己之學者，亦兼所以別人于禽獸，方見其學乃所以學為人，而盡人倫。故孟子言學特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滕文公章），亦特重即人而言人道，與人之所以自興起其心志，以為圣賢之道之故也。
孟子之學，重人與禽獸之別，而此人與禽獸之別，孟子又謂其初只有幾希之別。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山徑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盡心篇）因此“別”初只在“幾希”，如山徑之介然；則人可不見此幾希之別，而忽之、去之。今欲存此幾希之別，以“用之而成路”，以立人道，使人自興起其心志，以為圣賢，則為大不易事；而人之行事，乃恒不免同于禽獸。故明王船山謂“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俟解）又謂“人與禽獸，自形而性，自道而器，件件有幾希之異……幾希嚴詞，亦大辭”（讀四書大全說卷九）“壁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俟解）如實言之，人欲不為禽獸，只有順此幾希而存之充之，并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至于成賢成圣，然后乃得全免于為禽獸。是即后儒如曾國藩所謂“不為圣賢，便為禽獸”也。由是而此人之地位，即或升至萬仞之上，以為圣賢；否則墮于萬仞之下，而失其所以為人。人乃如恒在壁立萬仞之危崖之旁，升降系于一線，故不可不懼。此則唯由孟子之識得此人與禽獸之別，在此幾希之故。識得此幾希，則人只有或仁而為圣賢，或不仁而為禽獸。人道只有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為人之道亦只有二，求為圣賢，或為禽獸而已矣。人果為禽獸則亦已矣，如其真不為禽獸，則又不只為一般之人而已，亦必將為圣賢之人而后止。人與圣人同類，不與禽獸同類，則人之與禽獸，正有天淵之別也。
于此當附及者，孟子之辨人與禽獸之不同類，雖是辨類，然其目標，在使人自覺其所以為人，以至盡人道，而為圣賢。故此孟子之辨人與禽獸之不同類，又不同于西方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之辨萬物之類，而謂人是理性的動物等。此西方式之辨類，純為邏輯或知識之觀點上之分類，故小類屬于大類，如動物亦為人與其他禽獸所共屬之大類。此大類，初只是一邏輯上之大類之概念，而非真實存在者。論小類屬于大類，則亦當重人與禽獸之共同之處，故亦可說人是動物。然孟子之辨人與禽獸之別，則只重此幾希之不同之處，而無“人是動物”之可說。若只說人是動物，則此動物之概念中，無此“幾希”，則猶同于說人是禽獸矣。若重此“幾希”，則當說人非動物，亦如其非禽獸也。故如由孟子之辨人與禽獸之類，而謂孟子之辨類，如西方邏輯與知識觀點上之分類，此又不知此二“類”之義之不同類，而不知孟子之所謂“類”之義者也。
孟子言人與禽獸不同類，圣人與我同類，故謂“圣人之于民，亦類也”。此所謂人與圣人同類，乃由“人之自存其與禽獸相異之幾希，而充之盡之，以至于極，即是圣人”上說。此乃自人之內在的存有此幾希，及人可充之、盡之，以使人逐漸同于圣人之歷程上，說我與圣人同類；而非外在的、邏輯的將人與圣人比較，見圣人亦是人類之一分子上，說其為與我同類也。若如此說，圣人乃于人之含義上，加一圣之含義，圣人乃人類之大類中之小類，如人是動物之大類中之小類。則吾人亦可說人非一般之動物，圣人非一般人，人與動物或禽獸不同類，圣人與其他之人亦不同類。此即明與孟子意相違。孟子言“河海之于行潦，類也；泰山之于丘垤，類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蓋充行潦之水之量，而成河海；充丘垤之土之量，而成泰山；充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之幾希之量，而成圣人。故河海與行潦同類，泰山與丘垤同類，圣人與人同類也。故言人與圣人同類，只是內在的說人自存有此幾希，而充之盡之，便至圣人之謂；非外在的說、或邏輯的說：圣人與人有相類之處。蓋只外在的說、邏輯的說，則人與圣人有相類之處，亦有不相類處。圣人乃人之大類中之小類，小類與大類，乃不同之類概念，又豈可必說圣人與我同類哉。
此人之異于禽獸之“幾希”，即人之心性。此人之心性，初見于人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之心。此四端之心，可說為人之仁義禮智之四德之端始，然尚不足稱為仁義禮智之全德?？鬃友匀柿x禮智之德，即直對此諸德而言，而未嘗就此諸德之端始而言。墨子言仁義之德，則就其表現愛人利人之客觀外在之事功上言。孟子則要在就人之主觀內在的心性之自動表現，為此諸德之端始本原處言。故不同于墨子向外看此諸德之客觀的意義價值者，亦不同于孔子之未嘗多及心性之原始表現者。此孟子所說之惻隱羞惡之四端之表現，又初只是一人之心靈或生命，一種內在的不安、不忍、不屑之情，尚未及于實際之愛人利人之行為者，故亦初全無客觀之事功之可說者。如人之見孺子將入井，而不安、不忍，動一惻隱之心，此時人固可尚未有往救孺子之行為。然此不安、不忍，已是往救孺子之行為之開始，亦是救孺子之事功之開始，而為仁之端。則此仁之端，不能以墨子之“愛利”之有客觀事功者為說。惻隱之心之初表現為不安、不忍，只是純主觀之消極的不安、不忍之感情。此感情，即是人之心靈生命之一內在的感動。此感動則禽獸所無，而為人所獨有，人亦初不知其所自來，而只見其突然生起者。此處即見人與禽獸之差別之幾希。孟子之教，即要人自識此幾希，而存養之擴充之，以實成其仁德；并知此幾希雖微，然人之成為具仁德之仁者，而至有如墨子之愛天下人、利天下人之無盡事功，其本原亦只在此幾希。故學者即當首在此本原處，自施存養擴充之功，為其先務，而不可如墨子之只向此愛人利人之客觀的事功上，看仁之價值與意義矣。
孟子之言仁之端在不安、不忍之惻隱，而言義之端，則在羞惡。人有惻隱之心，固直接表現人之所以異禽獸；而人有羞惡之心，亦直接表現為人之不甘自同于禽獸。禽獸可食嗟來之食，人有羞惡之心，即不屑食此嗟來之食，并以食嗟來之食為羞辱，而惡之，以至寧死不食。人之所以不食此嗟來之食，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人初只覺人之與以嗟來之食，無異待之如禽獸。人直下不愿自居于禽獸，即直下不愿人以禽獸待之，而寧死不食此嗟來之食。此人之不食，即人之所以自表現其不同于禽獸，而亦表見人之心性之不同禽獸者。孟子即說此為義之端。人有此義之端之表現，即見人之能自制自守，亦見人自己之心性，自有其內在的尊嚴。然此對他人有何利益，初全說不上。墨家之謂“義，利也”于此即顯然不能說。然此人之能自制自守，卻正是人之不侵犯他人之所有，而亦尊重他人之所有，使人與我各得其利，以及依人我之平等，以立種種義道于客觀天下之本原所在。此外，禮之始于辭讓，智之始于是非，初亦只直接表見人之不同于禽獸之心性，而亦未必有客觀的利人之價值與意義者。人之有此四端之表現，初只所以見其不同于非人，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此四端之表現，得見其不同于非人，以為其仁義禮智之德之端本原始，即其價值與意義之所在也。
本文為《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第一編第五章孟子之立人之道的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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