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時代，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對外交往等方面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在選拔和舉薦官員上，也很有特色，實行“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

“四科取士”是指漢代選拔官吏的四種科目。據《后漢書·百官志·太尉·掾史屬》記載：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四科”來自《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后來有人把這四個方面概括為“孔門四科”?！墩撜Z·先進》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孔門教授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分科取士，是根據士人的不同稟賦特質，能勝任什么職位，就委以什么職位，很有科學性。四科中的“德行”科，具體是指忠恕仁愛的道德。這一科注重品行修為，引導人心向善，教化凈化社會風氣。“言語”科，主要是選擇長于辭令的人，來辦理外交事務。我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有一家就是縱橫家，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為戰國時期著名的說客。到漢代，由孔門四科的“言語”科，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取士科目。漢代太學中專門設此科，培養“言語”科人才。“政事”科，是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的人才，就是各郡縣的一把手，如縣令、知府、太守等等。到了605年隋朝科舉制的確立，通過科舉考試委以縣令、知府、太守等職務的士人，是漢代“政事”科的發展。“文學”科，指的是擅長文學，可以任秘書掾、文學掾。掾在古代為副官佐或官署屬員的通稱，職責是負責起草朝廷各種各樣的文書，也可以理解為做文字工作的人。

顯然，漢代的“四科取士”所確立的標準與儒家文化一脈相承?？梢钥闯?，其標準是德行、學識、才能、言語等。其實，這“四科”也就是早期儒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在漢代的翻版。

再來看看“取士”。“取士”就是選取“士人”，通過“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種科目選取人才，管理社會事務?！睹献?middot;告子下》說：“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意思是說，士人不世襲官職，官職不兼任，選用士人一定要得當，不得擅自殺戮大夫。

四科取士，起于西漢，下訖東漢，沿襲數百年未改，為的是能選到“德才兼備”的社會賢達之士來管理社會事務，更好地為民造福。在執行過程中，至于是四科取士還是只用一兩科取士，則由當時的實際情況決定，對中國后世的官吏選拔有著深遠的影響。

“光祿四行”是舉薦官員的制度。說到光祿，首先要了解“光祿勛”。“光祿勛”是一個官名，為管理宮廷宿衛及侍從諸官的職位，總管宮殿內的一切事務，這個職位可以接近皇帝，地位十分重要。有了這個背景，“光祿四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指光祿勛察舉選拔官吏的四種科目。

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通俗的理解就是：丞相和御史，可以提名委任自己的下屬官員，向中央推薦各級官員人才。提名活動每年都可以舉行，隨時隨地推薦和罷黜自己的屬官，為的是優化官府職能，打造高效的政府。“光祿四行”制度，拓寬了選人用人的渠道，是社會政治生態的進步。特別注重把“德”作為居官的首要素質。

漢代名臣如群星般璀璨奪目，如主父偃、朱買臣、董仲舒、衛青、霍去病、張騫、桑弘羊等，基層地方官吏更是不勝枚舉。這些干臣能吏的涌現，正是“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制度積極意義的一種體現。

歷代治亂興衰，歸根到底是得人者興、失人者亡。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落實好干部標準，嚴把政治關、品行關、作風關、廉潔關，真正讓忠誠干凈擔當、為民務實清廉、奮發有為、銳意改革、實績突出的干部得到褒獎和重用，讓陽奉陰違、阿諛逢迎、弄虛作假、不干實事、會跑會要的干部沒市場、受懲戒。”縱觀中國歷史，在歷代歷朝的官吏選拔中，始終把德才兼備作為基本條件，對選拔對象的德行、學識、才能等，有著嚴格而具體的要求。

黨員干部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選對人用好人，不僅對營造風清氣正的用人環境和良好的政治生態意義重大，而且對維護好人民利益，增進人民福祉，保證黨的各項事業順利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借鑒古代官吏選拔制度的優長，不斷完善選人用人機制，嚴把選人用人觀，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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