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價值觀上的認同感和皈依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根基。齊魯文化發端于商周，形成于先秦，鼎盛于秦漢，綿延于歷朝而不絕，其發展史就是中華文化發展歷史的縮影。齊魯文化所蘊含的大一統觀念、忠誠擔當、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兼愛互惠、勤勞睿智、剛健自強等精神內涵，已經凝練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核心理念。齊魯文化之代表性人物、著作及其寶貴文化遺跡，必然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可靠的精神家園。

關鍵詞：齊魯文化  中華民族共同體  歷史貢獻  時代價值

一、齊魯文化從產生、形成到繁榮的發展歷程是中華文化發展歷史的縮影

文化是人類實踐創造的產物。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環境的產物，環境又是人的創造物。從發生學看，人類及其文明本身是在地球這個特殊的自然環境中進化產生的，并與“人化自然”即文化環境一起發展起來。齊魯文化的悠久發展史就充分證明了這一歷史規律。

 （一）萌芽于東夷史前

“齊魯”，古稱“海右”或“海岱”，它地處中國東部沿海、黃河下游，中部的泰山向東伸入大海形成半島。齊魯大地擁有山川河流、豐富的自然資源、溫暖濕潤的氣候，是華夏先民生息繁衍的寶地。據考古發現，早在四五十萬年前泰沂山區已有原始先民活動的足跡。大約8000—4000年前，齊魯大地已產生了光輝燦爛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發展一脈相承，明顯分為四個階段——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并與延續至商初的岳石文化構成新石器文化序列，形成了兩個強大的方國——商奄和薄姑。這一文化以東夷人為主體，“以泰沂山區為中心，四面輻射開來，東至海，西至豫東平原，南至淮河以北之蘇皖北部，形成一個獨具特點的地域文化圈”，所以又叫“東夷史前文化”，基本上奠定了齊魯文化的地域基礎?？傊纳虝r期的齊魯文化處于夏商文化與東夷文化局部融合階段。

（二）發端于西周之封

從文化發生學看，周代商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首封齊魯，齊魯文化發軔。沒有西周之封，便沒有齊、魯兩國，自然便不會有“齊魯文化”之稱。據《史記·周本紀》載，周武王得天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齊、魯地位尊崇，享有許多特權。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周成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享有征伐的軍事特權，成為齊國稱霸諸侯、拓展疆域的重要基礎?！妒酚?middot;魯周公世家》載：“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群子。”他被周天子分封于魯，賜予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天子禮樂、殷民六族，以至官司彝器，“以昭周公之明德”“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從而為魯國成為禮樂之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最后，齊、魯之封完全是出于政治軍事的需要。周滅商后，東方的商遺民和東夷部落發生聯合叛亂?！稘h書·地理志》載：“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從而奠定霸業基礎?！抖Y記·明堂位》載：“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國通過“變其俗，革其禮”，親親尚恩，使得本國禮樂文化革新鼎盛。

（三）形成于春秋之變

春秋時期可以說是一個巨變的時代：西周滅亡，周室東遷；周室衰微，王命不行；列國內亂，諸侯兼并；戎狄橫行，交伐中國。而這樣的亂局，恰好給齊魯文化大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并初步生成了齊魯文化的“重心”地位。一方面，魯國逐漸發展為東周禮樂文化的“重心”。魯國自周公之子伯禽代就封地始，很完整地保存了西周禮樂文化傳統。春秋巨變，周王室東遷，鎬京被毀，典章文物流失大半，魯國禮樂文化“重心”的地位大幅攀升，成為諸侯國間公認的周禮代表?！蹲髠?middot;閔公元年》載，齊桓公問于仲孫湫曰：“魯可取乎？”仲孫湫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可見，在春秋時期魯是秉持了周禮而不可輕易侵犯的。再如，《左傳·昭公二年》載，晉國的韓宣子到魯國，觀禮樂之盛，感嘆道：“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聘問，魯國的樂師將歌頌周先王功績的《小雅》《大雅》，以及各諸侯國的“國風”如《邶》《鄘》《衛》《鄭》《齊》《豳》《秦》《魏》《唐》《陳》等盡數演奏。季札“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另一方面，桓公稱霸不僅使齊國成為春秋之經濟軍事強國，更使之成為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以“攘夷”實現“尊王”。他通過征伐楚、戎，召集諸侯會盟，有力地遏制了南北方民族對中原先進文化的侵略和破壞，維護了周天子及周禮的正統地位，使齊國逐漸走向了軍事強國和文化“重心”的地位?？鬃釉啻畏Q贊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總之，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所說：“自春秋至王莽時，最上層的文化只有一個重心，這一個重心便是齊魯。”

（四）繁榮于戰國之亂

戰國以降，天下紛亂，大國爭雄。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客觀上進一步促進了齊魯文化的繁榮、發展與創新，齊魯文化的“重心”地位進一步彰顯。一方面，百家爭鳴之學術中心齊國稷下學宮，是世界上最早的官辦高等學府和我國最早的政府智庫，存在長達一百五十年左右。《中論·亡國》載，田齊統治者為鞏固政權，“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齊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宮興盛時期幾乎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各個學派，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縱橫家，曾匯集天下賢士多至“數百千人”，其中著名的稷下先生如孟軻、荀況、鄒衍、慎到、淳于髡、田駢、申不害、魯仲連、騶奭、尹文、季真、彭蒙、環淵、田巴等。其存續期間，不僅有《管子》《荀子》《晏子春秋》等問世，還產生了《六韜》《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等諸多兵書，故有先秦兵學最盛于齊之說。另一方面，諸子百家中儒墨并稱“顯學”而俱出于魯國，這也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重心”地位的必然展現。正如《韓非子·顯學》所指出：“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作為“顯學”，儒墨兩家很多共同特點。一是弟子眾多。“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孔子有名的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墨子之弟子以平民為主，人數更多，僅僅在宋城者就達三百人。二是支派林立。孔子、墨子之后，有“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之說。三是影響力大。孔子被譽為“至圣”“萬世師表”，墨子被稱為“科圣”。四是圣賢眾多?！秴问洗呵?middot;仲春紀》載：“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儒家有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圣人。墨家也產生了墨子、魯班(公輸般)、禽滑釐等中國科技文化史上的明星。可見，戰國之齊魯作為文化“重心”，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都到達了先秦之最高峰。

（五）鼎盛于秦漢之統

隨著秦漢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齊魯文化進入了鼎盛時期，并最終發展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方面，秦始皇統一天下后，為了定名號、明正統、傳后世，采納了齊國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解釋新的“大一統”封建政權的合理性?！妒酚?middot;封禪書》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始皇本紀》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另一方面，齊魯文化在漢代產生空前的影響，并逐步實現了儒學“大一統”的文化格局。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一是齊魯儒生在兩漢經學研究中處于壟斷地位。自漢惠帝、景帝始，經學傳授復盛，西漢“五經八師”中有六位是齊魯儒生，東漢經學博士中八人是齊魯儒生。二是漢武帝確立了儒學天下“大一統”的文化地位。儒生董仲舒為趙人，曾負笈求學于齊，他既得孔學真傳，又能夠融通諸子，兼采墨、法等的思想，將儒學改造成新學說。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方略，使得地域性齊魯文化之儒學思想精華最終上升為漢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大體經歷了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兩漢經學興盛、魏晉南北朝玄學流行、隋唐儒釋道并立、宋明理學發展等幾個歷史時期。”這里所謂“核心的思想文化”，就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所始終秉持的齊魯儒學之正統，也是齊魯文化兩千余年來文脈不絕的最好證明。一言以蔽之，從某種意義上講，齊魯文化發展史就是中華文化歷史發展的縮影。

二、齊魯文化的精神內涵是構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思想寶庫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要不斷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其中，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政治認同、制度認同的根基和動力，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之所在。習近平指出，以儒家為代表的齊魯文化“對中華文明形成并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齊魯文化所蘊含的大一統觀念、忠誠擔當、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兼愛互惠、勤勞睿智、剛健自強等精神內涵和價值理念，已經凝練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價值觀，成為構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不可或缺的思想寶庫。

（一）“大一統”的政治觀

《尚書·堯典》提出“協和萬邦”的思想，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足可見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天下一統”王權政治觀的萌芽。然而，“大一統”一詞最早見于《公羊傳·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為什么先說“王”，再說“正月”？因為是周王確立的正月。為什么要說周王的正月？表明天下都實行王的政令，以此來證明魯隱公繼承君位的正統性及“大一統”的國家秩序。然而，在春秋爭霸、戰國爭雄的時代，“大一統”只能是空想而已，直到秦統一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才首次實現“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秦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訓，讓西漢統治者清醒認識到在文化認同上構建“大一統”政治觀的重要性。漢武帝為了集權統治的需要，采納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讖緯神學觀，訴諸“天”為“大一統”完成合法性證明，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方略，使儒家學說正式成為為君主服務的統治學說。自此兩千多年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治秩序一直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主流政治形態，并逐漸發展為新時代中國各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政治共識。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春秋時期，孔子修訂《春秋》，包含‘大一統’思想。到了秦漢時期，‘大一統’已成為當時政治思想領域中的主流?；谶@種認識，各族人民都把維護國家統一看作天經地義、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與責任。盡管在一些歷史時期也曾出現過分裂局面，但統一始終是主流。而且不論分裂的時間有多長、分裂的局面有多嚴重，最終都會重新走向統一。”正是在此意義上，習近平強調，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系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二）忠誠擔當的愛國觀

愛國主義作為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一種對祖國最深厚、最持久的感情，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優良傳統之一。齊魯文化中充滿著忠君愛國、憂國憂民、勇于擔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這也是其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表現。齊魯文化史上涌現出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如，被孔子稱譽“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的一代名相管仲；在危難之際出使楚國，不畏強暴維護齊國尊嚴與安全的晏嬰；在強敵壓境、魯國危亡之際毛遂自薦，沉著應戰，一鼓作氣贏得齊魯長勺之戰的曹劌；敗魏龐涓于桂陵、馬陵，著書立說、流芳千古的齊軍事家孫臏；不辱使命，創造“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奇跡的孔門弟子子貢等；以管仲、樂毅自比，因《隆中對》《出師表》名動天下，“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齊魯“智圣”諸葛亮；“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的抗日民族英雄張自忠；等等?？傊?，齊魯文化中忠誠擔當的愛國精神和優良傳統，對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對中國的統一、民族認同，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習近平指出：“5000多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經受住無數難以想象的風險和考驗，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同中華民族有深厚持久的愛國主義傳統是密不可分的。”

（三）和而不同的文明觀

中華和合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華，也是齊魯文化的哲學精髓?！吨芤住贰渡袝分芯吞N含著“和”的理念，指人類社會關系的和諧、和善，或以和諧的方式處理人際關系?！吨杏埂访鞔_指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國語·鄭語》載：“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和合文化中包含了陰陽和諧、矛盾對立統一而化生萬物的辯證法思想。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提倡包括人的身心和諧、群己和諧、天人和諧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和諧觀。孔子主張君子以“里仁”為美，恪守中道，要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儒家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在處理人與人、國與國的關系時，孔子主張恢復禮樂制度，以“和”為價值標準，既承認差異又達到和諧統一，實現社會和諧、天下大同?！豆茏?middot;幼官》倡導“和合”并舉，“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故能習”，認為以道德教養人民就會實現人民關系和諧、社會安定團結。墨子主張只有達到“兼愛”“非攻”，才能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本國與他國，以及民族文明之間的和諧交流與發展?？梢哉f，齊魯文化學派倡導的“和合”理念深刻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有體會說：“‘和’指的是和諧、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匯合、融合、聯合等。這種‘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是我們民族所追求的一種文化理念。”他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上指出：“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共同富裕，為把地球建設成為更加美好的人類家園而努力奮斗。

（四）厚德載物的仁道觀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出自儒家經典《周易》，意思是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以寬厚包容承載萬物，道法自然，以仁愛懷柔天下?？鬃由钪O《周易》之道，儒家學說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本質是“愛人”。《中庸》曰：“仁者，人也。”《論語·顏淵》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集中體現為對人和一切生命的憐憫、關愛和強烈的仁愛之心。孔子在政治上推崇周公“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德政思想，《論語·為政》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亞圣”孟子則提出以“王道”為國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提倡“以德行仁者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保民而王”，反對以武力征伐或者侵略的“霸道”?！睹献?middot;盡心下》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意思是說，仁者即愛人，順應之，就是“王道”。因此，是否以民為本實行仁政，關系到能否實現“王道”。《荀子·王制》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儒家倡導的以德治國、施行仁政的理念，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所認同和尊崇，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的思想基礎和主流意識形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使中華文明在21世紀煥發出勃勃生機，中華文化必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強大的文化支撐。

（五）兼愛互惠的義利觀

兼愛互惠的義利觀，既是齊魯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精神內涵。“兼愛”雖然是墨家的核心理念，但作為一種古老的“博愛”思想，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詩經·碩鼠》。其中的“適彼樂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是中國先民關于“大同”社會的最早向往！《禮記·禮運》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墨子則主張無宗法等級差別的“兼愛”。《墨子·兼愛》曰：“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天下之亂，起于人與人不相愛。臣與子不孝、君與父不慈、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直至盜賊之害人，都是互不相愛的結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因此，墨子的“兼愛”禁止“強執弱”“貴傲賤”“詐欺愚”，反對貴族、富人欺壓下層民眾。義利觀也是當時諸子百家爭論的焦點之一?？鬃訌娬{：“君子義以為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孟子·告子上》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墨子發展了義利合一的思想，提出“義，利也”，把“兼相愛”和“交相利”結合起來，從而克服了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只講“義”不講“利”的虛偽性。墨家的這一義利觀雖然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但體現出一種樸素唯物主義的進步價值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中華民族傳統的義利觀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了新時代要堅持正確義利觀。他在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中指出：“倡導合作發展理念，在國際關系中踐行正確義利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他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指出：“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大國與小國相處，要平等相待，踐行正確義利觀，義利相兼，義重于利。”中國始終堅持維護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主張和平發展和多邊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愈來愈深入人心。

（六）勤勞睿智的創新觀

齊魯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已蘊含著一種勤勞勇敢、探索創新的精神。這一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時期的齊魯諸子百家，而且早在史前東夷文化時期就有所表現。據考古發現，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有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漁、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的發現，律歷、禮樂制度的創建等。西周時期，姜太公初封齊地，自然環境惡劣，沼澤鹽堿地遍布，自然資源非常貧乏。但他知難而進，因地制宜，發展漁業、手工業、商業，迅速改變了齊地困境，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后來，管仲在齊桓公的支持下擔任齊相，其間他銳意進取、大力推動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的改革創新，尤其重視制度改革，發展工商業，解決民生問題，最終實現了富國強兵，使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可以說代表了那個時代世界兵學理論的巔峰，對中國兵學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科技文化方面，先秦時期齊魯產生了很多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家和工匠。墨子作為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的貢獻達到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例如，墨子提出的“端”“尺”“區”“穴”等概念，大致相當于近代幾何學上的點、線、面、體；墨子和他的學生成功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光學實驗。英國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指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線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可能已經產生歐幾里得式的幾何學體系了。”蔡元培評價說：“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胡適說：“墨家論知識，注重經驗，注重推論?？础赌q》中論光學和力學的諸條，可見墨家學者真能作許多實地試驗。這是真正科學的精神。”魯班作為木匠的鼻祖，據說有十大發明—鋸子、曲尺、刨子、墨斗、云梯、石磨、滑輪、鎖鑰、木鳶、雕刻，這些發明至今仍然被人類廣泛使用?！赌?middot;魯問》載：“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總之，齊魯文化之所以經久不衰，齊魯大地之所以人才濟濟、圣賢輩出，除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文化融合的動力之外，就是緣于常被人們忽視的勤勞善良、勇敢睿智的精神，并且這種精神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骨髓中，成為新時代中國精神的核心內容。

（七）剛健自強的進取觀

剛健自強是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其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一精神與儒家五經之首《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一脈相承，在齊魯文化形成初期就已經深深地融會其中，并使之生生不息，延續至今。儒、墨、法、兵等學派的核心主旨及各自代表人物都充滿著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例如，管仲不茍私名，以齊國大業為重，奮發圖強，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孔子一生周游列國，宣揚禮樂仁學，雖然屢遭挫折而不墜其志，晚年才擔任魯國大司寇，仍“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終于促成齊魯夾谷會盟；孫臏到魏國后，被同窗龐涓捏造罪名而處以臏刑和黥刑，忍辱負重返回齊國，終成一代兵家名將?？傊?，齊魯文化之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發揚，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和新時代中國精神的重要內容，對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發展壯大，最終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必將發揮巨大的積極作用。

三、齊魯文化的優秀遺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家園

斯文在茲，灼灼其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充分利用好“齊魯文化資源豐富的優勢”，特別是發揮好儒家優秀遺產“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寶貴的精神家園。

（一）代表性人物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標識

齊魯文化歷史悠久，歷代人才輩出、名人薈萃，其中不乏為中華文明做出突出貢獻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已經被公認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標識，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力。為此，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人類哲學史上最偉大的“思想范式的創造者”有4位，即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美國著名作家麥克·哈特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有8位中國人入選，其中孔子、孟子分別位列第4名、第92名。麥克·哈特稱贊孔子“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正如魯迅先生曾指出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些贊譽也間接說明了齊魯文化代表性人物在中國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都曾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先秦齊國的姜太公、管仲、晏子、孫武、孫臏、鄒衍等，至今仍被后世所推崇。姜太公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被譽為百家宗師；齊相管仲，后人尊稱為“管子”，被譽為法家先驅、圣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孫武是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被后世尊稱為兵圣或孫子，又稱兵家至圣、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孫臏作為孫武后人，不僅因軍事才能被毛澤東贊譽為“攻魏救趙，因敗魏軍，千古高手”，而且被尊為皮革業、制鞋業等諸多行業的“祖神”；陰陽家鄒衍，不僅提出五德終始說和大小九州說，而且是古代海洋理論第一人；荀子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曾長期游學于齊國稷下學宮，成為先秦齊魯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晚年蟄居蘭陵著書立說，收徒授業，終老于斯，被稱為“后圣”。在先秦魯國，如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等，他們在維護禮樂文化、道德教化、著書立說等方面，被后世所尊崇。周公旦曾輔佐周武王伐紂，制禮作樂，還政周成王，故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是儒學奠基人，被尊為“元圣”和儒學先驅?？鬃邮侵袊糯畈W者之一，被后世統治者尊為褒成宣尼公、大成至圣文宣王等。他提倡仁義禮樂、德治教化、“君以民為體”，使儒學思想滲入中國人的生活、文化領域中，同時也影響了世界華人兩千余年?？鬃颖宦摵蠂炭莆慕M織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美國哲學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

（二）標志性著作是中華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

齊魯文化名人大多留下了個人論著或者由弟子記錄其思想言行的語錄，這些論著、語錄作為標志性著作，無疑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共享的彌足珍貴的思想寶庫，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不可估量。其中，姜太公所著《六韜》是先秦軍事思想的重要體現，對后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影響?！豆茏印穬热輼O豐，包含道、儒、名、法、兵、陰陽等家的思想及天文、地理、經濟、農業等方面的知識，其中《輕重》等篇，內容涉及生產、分配、交易、消費等方面，是研究我國先秦農業和財經的珍貴史料。孫武所撰《孫子兵法》，不僅為中國后世兵法家所推崇，置于《武經七書》之首，而且被譯為英、法、德、日等多國文字，成為著名的“兵學圣典”。孫武的后代孫臏所著《孫臏兵法》，也是戰爭觀、治軍、為將之道等方面的集大成者。先秦魯國諸子，主要在宗法制度、禮樂文化、教化民眾、傳承儒學等方面著書立說，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立者、傳承者?？鬃右簧蕖对姟贰稌?，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墩撜Z》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主要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并稱“四書”?！赌印芬粫约鎼蹫楹诵?，以節用、尚賢為支點，思想相當豐富，對后世影響甚大，故儒墨并稱“世之顯學”。

（三）地標性遺跡是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圣地

有人曾形象地概括山東有“一山一水一圣人”。至于一山，當然指的是五岳之首的泰山；一水，有人說是黃河，有人說是趵突泉；一圣人，當然是指孔子。有詩云：“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孔子與泰山并稱，孔子的偉大人格與泰山的崇高形象相互輝映、融為一體。泰山又名岱山、岱宗、東岳等，自古以來便有五岳之首、五岳之長、五岳之尊、天下第一山之稱。泰山也是歷代帝王封禪最多的地方，有泰山安則四海皆安的說法。傳說黃帝登過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商王相土在泰山腳下建東都，周天子以泰山為界建齊魯。先秦時期，有七十二位君王曾到泰山封禪。秦漢以后，秦始皇、秦二世、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宋真宗等先后來到泰山封禪，康熙帝、乾隆帝等多位帝王御臨泰山。孔子鐘情泰山，曾多次登臨泰山，并詠之以明志。西周初年，分封齊魯，兩國以泰山為界，山陽屬于魯國。《詩經·魯頌·閟宮》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可見魯人對泰山之崇拜?？鬃诱f：“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孟子·盡心上》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禮記·檀弓上》：“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齊魯大地，有孔圣人，有“圣地”曲阜。如今位于山東曲阜的孔府、孔廟、孔林，統稱曲阜“三孔”，是中國歷代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象征，也是歷代帝王將相和文人墨客朝拜之地，以其豐厚的文化積淀、悠久的歷史、宏大的規模、豐富的文物珍藏，以及科學藝術價值而著稱。1994年，孔廟、孔林、孔府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傊?，東岳泰山和曲阜“三孔”作為齊魯文化的地標性文化遺跡，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民族共有之文化圣地。

結語     

齊魯文化作為中華文明最具代表的地域性文化形態之一，于史前萌芽，形成于春秋，繁榮于戰國時期，鼎盛于秦漢，綿延至今而不絕，可以說其悠久的發展歷程就是中華文化發展歷史的縮影。其中，齊魯文化所蘊含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忠誠擔當的愛國精神、和而不同的文明觀、兼愛互惠的義利觀、剛健自強的進取意識等，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必然產生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在春秋戰國時期，齊魯文化作為中國早期文明的“重心”，產生了為數眾多的代表性人物，如孔子、孟子、墨子、孫武等文化名人，他們為齊魯大地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跡，必然為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彌足珍貴的思想寶庫和智慧營養，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支撐和力量源泉。

作者：龐世偉，山東臨沂人，齊魯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化哲學與美學研究。陳文殿，山東濟寧人，哲學博士，曲阜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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