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說伸蒙好，可惜吾家不姓林。”理學宗師朱熹曾對林慎思發出這樣的慨嘆。林慎思（844—881），長樂崇賢鄉欽平里鴻山（今福州長樂區潭頭鎮大宏村）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進士，先后授官秘書省校書郎、興平縣尉、水部郎中，為官期間勤政惠民，頗負盛名。后因累疏切諫不納被貶為京兆府萬年縣令，率民眾抵抗黃巢農民起義軍之時被殺害。他的顯名不僅在于官任之上，更在于他是福建歷史上第一位思想家，其傳世著作《伸蒙子》《續孟子》是唐末傳承和發展儒學的重要參考。其中，對于人才的思考與踐行是其儒學思想的關鍵組成部分。

林慎思塑像

　　一

　　唐朝末年王室衰微，盛象不再。生活在社會動蕩時期，林慎思試圖運用儒家的治國安邦經略起衰救壞，他沿襲了儒家的人才觀思想，認為選才得當與否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治亂興衰?？鬃佑性疲?ldquo;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泰伯》）一語點明人才難得。孟子也明確提出“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孟子·盡心下》）的論斷，以“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孟子·公孫丑下》）的典故，闡明了人才的重要性。林慎思繼承了孔孟思想，他十分重視人才的價值，借商山四皓助呂后奪嫡的史實，說明重用賢人有時甚至能夠改變一個時代，“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天爵矣。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天下矣”（《伸蒙子·持?！罚?。

　　在人才認定方面，林慎思有自己的一套識人標準：

　　一要盡“忠”。先秦儒家對“忠”的理解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將其作為一種倫理標準，“盡心于人曰忠”（《四言銘系述》），“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意為真誠、盡心竭力。忠作為八德之一，常與“恕”“信”連用，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強調與人交往要以真誠為務。二是忠君愛國的政治主張，《論語》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將“忠”與“君”聯系起來，體現的是君臣之道中對臣子單方面忠誠的要求。以此為基礎，林慎思對忠君思想進行了申發。無論是在《伸蒙子》還是《續孟子》中，林慎思對比干都不吝贊賞之詞，他認為只有像比干此等“力諫就死”之人才是忠臣，他舉賢的政治標準之一是對統治階級竭力盡忠、死而不怨。這與當時的時局背景是分不開的，唐朝末年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朝廷荒頹、怠于政事，他以比干為榜樣，將滿腔報國熱忱化作諫言，試圖挽救時局卻慘遭貶謫排擠。在林慎思看來，為臣事君，忠之本也，即使“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于后代”（《伸蒙子·演忠》）。林慎思不僅主張忠于君王，還提出了“忠于歷史”的人才觀：“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為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于一時之周武，而貴納于后代之諸侯。不貴存于一時之商紂，而貴存于后代之王室。”（《伸蒙子·明諫》）他認為比起“一時之忠”，能夠讓后世引以為戒，在歷史中吸取教訓，不能“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伸蒙子·鑒旨》），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覆轍更為重要。林慎思不僅將這種人才理論躍然于紙，更將他的理念付諸了實踐，“伸蒙處黃巢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于死而不利于茍生也”（《續孟子·序》），誓死捍衛了自己忠君愛國的主張。

　　二要有“智”。一方面，林慎思強調知識的累積，他反對愚民政策，主張開化民智。針對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的思想作了發揮，認為人才就是要不斷地去學習，不斷地解開疑惑。如愚子問：“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林慎思回答：“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伸蒙子·辨惑》）他認為惑與不惑的關鍵在于“知”與“不知”、學與不學，所謂“好學近乎知”（《中庸》），孟子也說“學不厭，智也”（《孟子·公孫丑上》），所以“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伸蒙子·辨惑》）?！吨杏埂穼?ldquo;知、仁、勇”看作“三者天下之達德”，在林慎思看來，民智的提高與道德教化有直接的聯系，他提出了“今人易化”（《伸蒙子·喻民》）的觀點：就個體而言，今人、古人的性情都是先天完具無法改變的；但從社會發展總體上來說，隨著文明的不斷進步，經驗與知識的不斷累積，今人會比古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化的引導，而這一點也是人才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林慎思堅持“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眾人，力窮一身”（《伸蒙子·辨治》），認為治理小群體可以以力取之，但若要治理大國，則還是需要依靠智慧與能力。

《伸蒙子》書影

　　三要能“干”。在孟子看來，環境對人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他曾發出“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孟子·盡心上》）的感慨。與孟子不同的是，林慎思更注重自身能力的培養，他認為能力比環境更重要。“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續孟子·萬章十》）萬章問孟子，大禹以治水功勛卓著，如果換作顏回，他能治水嗎？稷以播種而揚名顯著，換作顏回，他也能播種嗎？孟子回答：“善捕于物，使狩反于水，必能為漁焉；漁反于山，必能為狩焉。”（《續孟子·萬章十》）林慎思假借孟子之言，認為能力是相通的，善于狩獵的也必然會捕魚，得出若禹、稷、顏回同道，即使更換環境，也會做出同樣功績的結論。他的思想具有鮮明的形而上學的特點，強調個人能力是判斷人才的決定性因素，能力處于核心地位，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

　　四要修己。儒家歷來注重道德修養。子路問君子，孔子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為君子作了詮釋。林慎思認為，比起“治外物”，“治己身”實則是更難的一個過程。他寫道：“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為暑，變正為非矣。習焚煉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石為金，變土為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己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難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于人而不能行于己，與夫習幻惑焚煉之徒何如？是知巧婦之手不能飾丑為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為貴。”（《伸蒙子·治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是孔子教育學生的主要內容，不僅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也注重道德品行的塑造。文與行是外在修養，忠與信則是內在品德的修煉，但是知易行難，只有不斷加強自身修養，“進退不違規矩”，才是君子“立道光顯，為后代所瞻矚”（《伸蒙子·顯防》）的良策。

　　二

　　對于人才的識別與考察，林慎思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現實針對性。在《伸蒙子》中，他提到宋國人孔不疑喜歡結交士人招攬門客，但其中不乏小偷小摸之人，如此不加鑒別一味養士，難免會給自己招致污名，“家有無肖之氓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續孟子·屋廬子七》），闡明君主識別考察賢才的重要性。

　　其一，要從內心思想上去考察，去偽存真。鑒別賢才，不能只看他平素呈現出的狀態，“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更應該通過任用去探究他的內在心理，觀察他的本質，不為一時的表象所迷惑。齊宣王問孟子：“我想要任忠去邪，用得其當，該怎么分辨周圍哪些是賢良之人呢？”孟子答：“任用他們就知道了。”林慎思以分辨木材為例，木材被砍了以后放在院里，時間一長，或被灰土覆蓋，或者長滿苔蘚，從外表看，無法區分是松木還是櫟木。但若用斧頭砍削，看到木材內部的結構就可以分辨了。而“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容以莊，目之于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祿以誘之，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后辨矣。王茍不用，則賢不肖何以別乎？”（《續孟子·齊宣王九》）識別人才與木材同理，關鍵在于“索其內”，在任用的過程中，或以高官厚祿誘惑他們，或將其置于勞苦的環境中歷練他們，去探索他們內心真實的理想追求，便可以由表及里，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其二，要從個人能力上去考察，嚴于律己。傳統意義上，儒家在實踐中對如何識別人才大多是進行多層次、多維度的橫向研究，而林慎思在考察人才方面則進行了縱向的延伸。他認為人才首先應“周防其身”，要考察其明辨是非的能力。“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偽。先見其偽，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隱其機而難知其偽，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阱于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偽于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續孟子·公孫丑六》）有些話一說出來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若將假象隱藏起來不讓別人發現，他人要想不被騙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野外設立陷阱并加以偽裝，野獸不知道防備，就會掉進陷阱。國家也有這樣的陷阱，如果不知道防備，也會落入圈套之中。所以考察人才尤其要重視其個人能力的展現。其次，君子應注重自身道德修養，經得起監督，嚴格要求自己，不授人以柄。“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幕而妍丑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幕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噪矣。”（《伸蒙子·顯防》）在暗室中看亮處的人，雖然隔著簾子，美丑也看得分明。而在亮處看暗處的人，即使除去簾帳，也分不清美丑。所以君子身居顯位，要進退有據，一言一行都有示范作用。一旦出現失誤，就會被鼓噪而被放大問題。再者，林慎思還提出“擇友”的考察方法，“君子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伸蒙子·伺難》）。正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在與善士、與經典交好的同時，得乎其中，亦是人才所需具有的特質。

《續孟子》書影

　　三

　　在選賢任能方面，林慎思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第一，要尊重人才，察納雅言，“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

　　林慎思認為，招賢納士、識才尊賢事關國家的治亂興衰。儒家一直強調凡事應講求輕重緩急，對于君主來說，求賢若渴就是當務之急。“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孟子·盡心上》）孔子認為唐堯虞舜執政時期天下大治，正是因為人才濟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論語·泰伯》）《論語集注》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所以林慎思提出統治者應向周公學習，“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必可使“四方之心歸焉”（《伸蒙子·廣賢》），愿為王朝效犬馬之勞。招攬人才的同時，要尊重人才，“設禮以待士”（《伸蒙子·廣賢》），咨諏善道，察納雅言，若賢才進諫不被采納，則很難留住人才。孟子十分強調君主對人才的禮待，他認為遇事應主動請教賢才，而不能隨意召喚，“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萬章下》）。林慎思繼承并發揚了孟子“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孟子·公孫丑下》）的思想，在他看來，“善醫者不自造他戶，必待媒而后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顏，必待求而后動”（《續孟子·彭更十三》）。此外，林慎思還主張在其位謀其政，如果建言獻策不能被君主采納，應及時全身而退，以免造成人才浪費。所以當蚳蛙“諫于王而不用”（《續孟子·公都子四》）時，他便借孟子之口勸誡蚳蛙離開，正是因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子·公孫丑下》）。

　　第二，要知人善任，正己達人，“大夫茍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移薄仁義之心而在利，則上下移矣”。

　　《論語》有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林慎思認為，將人才置于合適的位置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能對群眾起到典型的帶頭示范作用。這是一種權力的導向，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上位者端正己身，便能以自身行動來帶動他人。在《伸蒙子》中，林慎思借用“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詩經·大雅·抑》）的說法，提出君主要“先以容儀正其身”（《續孟子·梁襄王二》），以身作則，通過言傳身教為百姓做好榜樣。同時，針對孟子的“義利之辨”，林慎思提出了“盜仁”（獨自行仁義之事，盜取仁德之名）的思想，認為個人的表率是有限的，如果得不到大家的認同，就不能改變社會厚利輕義的風俗；只有領導者率先垂范宣傳仁義，才能上行下效，起到移風易俗、凈化社會風尚、達成社會共識的效果。他說，從前有個人看到有人忍饑挨餓，即使不是自己的親人他也會努力地去幫別人脫離困境，而當自己快要凍餓而死時，卻沒有人伸出援手，這便是因為“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厚利率民，民爭貪欲，茍有獨持仁義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續孟子·梁大夫一》）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若獨自堅持仁義之道，恐怕很難保全自己。《墨子·魯問》載：“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一個人的力量過于單薄是顯而易見的，而在“其身正，不令而行”（《論語·子路》）的基礎上再加以宣傳教化，就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墨子·魯問》）林慎思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認為所用人才應嚴于修身，先正己而后達人，“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管子·法法》）。只有自身經得起考驗，所倡導推行的政令才能在民眾中暢行無阻，達到改善社會風氣的作用。

　　第三，要一視同仁，任人唯賢，“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

　　林慎思強調，君主在任賢使能之時，首先要一視同仁、賞罰得當，若有親疏遠近之分，則勢必會失去人心。“傭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嘗焉；傭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嘗焉。矧治粟功至，僅免于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于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伸蒙子·辨功》）他將近臣比作“傭治膳者”（準備膳食的人），將外臣比作“傭治粟者”（雇來耕田的人），內臣外臣都是治理國家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厚此薄彼，賞罰不公，會有損于威信，導致國家陷入混亂之中。所以，當權者應目光長遠、一視同仁、公正無私，不能偏聽偏信感情用事。其次，在用人過程中應唯才是舉，公私分明。“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鯀，是無私于禹也；禹不以父仇可報而不受禪，是無私于舜也。”（《續孟子·莊暴十二》）鯀因治水不善被舜處死，其子大禹子承父業，治水成功后，舜公正無私不計前嫌，將帝位傳給禹。在選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堅持原則，真正做到人盡其才。再次，對待人才要揚長避短、量才適用，不應過于求全責備，“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續孟子·陳臻十四》），充分發揮人才的潛能與作用。

　　綜上，林慎思的人才觀與唐末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具有鮮明的歷史特點，雖然其思想表現出一定的階級局限性與保守性，但在選賢任能方面的主張還是具有一定見地，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其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作者簡介：董麗，歷史學碩士，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