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具有人類文化演變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在縱向的歷史發展中，表現為綿延不絕、從未中斷的特征；在橫向的社會生活中，表現為入世情懷與寬厚包容的精神。當前，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面對不可預測的各種風險，加強中外文化交流與對話，顯得尤為重要。

　　一、文明與文化

　　開展文化交流與對話，首先要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或許有人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但是，何謂“文化”？“文明”與“文化”的區別是什么？確實又是現實存在的問題。以往曾有中外學人關注這個問題，如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1936年寫出《文化論》（費孝通等譯）初稿，書中指出：“‘文化’一詞有時和‘文明’一詞相混用，但是我們既有這兩個名詞，最好把它們分別一下，‘文明’一詞不妨用來專指較進展的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文化論》，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1948年，錢穆先生（1895—1990）提出：“‘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頁）

　　

《文化論》書影

　　這兩位著名學者都指出“文明”與“文化”不應該混用，都發現了“文明”與“文化”之間的差異。馬林諾夫斯基是在廣義上分析“文化”的概念，認為“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及價值而言的，這概念實包容著及調節著一切社會科學”（《文化論》，第2頁）。如果我們把馬氏所說的“文明”屬于“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從他給出的“文化”概念中剝離出來，那應該就是“文化”中的“器物、貨品”。這些為人們所見的，又可稱之為物質文化。如果用錢穆先生的講法，這些物質文化稱之為“文明”。

　　我們對文化與文明所指內容試做概括。首先，文化為人類所創造，在所有生物種群中，為人類所獨有。其次，文化包含人類制造的工具與器物等物質層面的存在，也包括制度、思想與思維方式等精神層面的東西，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倫理道德、禮法規范、文學藝術、宗教神靈等方面的內容。再次，物質器物層面的文化在滿足人類身體需求方面具有普遍性，精神意識層面的文化在滿足人類精神需求方面具有差異性。因此，為了區別與表述方便，物質器物層面的文化可以稱為文明。最后，支撐衣食住行等層面的文明，可以直接移植、借鑒；支撐精神與思想層面的文化因其地理空間、歷史傳統、社會結構等因素影響而存在差異，應該彼此尊重，互相交流，經過長時間的深入接觸之后，才可能融合為新的文化。

　　中國古代典籍《尚書》與《周易》中都有“文明”一詞，“文化”則是從《周易·賁卦》中集出來的。中國古代的“文”既包括自然現象（天文），也包括人類社會創造的成果（人文）。天文背后有天道秩序，人文背后有人道規則。道家主張人道效仿天道，儒家重視人道教化?？鬃右?ldquo;文行忠信”教弟子，其“文”應該指的是三代以來的詩書禮樂以及人道教養。西方古代重視抽象、理性、邏輯與科學，中國古代更關注現實經驗的社會與人生。就此而言，對于中國古代的社會發展的成果，用“文化”表述更為合適。

　　二、綿延與轉化：錢穆先生的文化觀及其啟示

　　文明的英文是Civilization，意為“a society that is well organized and developed”（《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第317頁），指文明社會。文化是Culture，含義是“the ideas，beliefs，and customs that are shared and accepted by people in a society（《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第457頁）。不難發現，Civilization（文明）側重總體上的社會特征；Culture（文化）則是社會中較為深層次的思想、信仰、習俗等內容。這正與賓四先生所指出的“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是一致的。

　　賓四先生總結了人類文化的三種形態，即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商業文化。他說：“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種文化型。”（《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2頁）在此基礎上，賓四先生把游牧與商業文化歸為一類，農耕文化為一類。這種劃分的標準是從不同文化對待人己關系與天人關系上出發的。

　　在此基礎上，賓四先生分析了各自的文化特征。“游牧、商業起于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足，無事外求，并必繼續一地，反復不舍，因此而為靜定的，保守的。”草原與濱海地帶的不足，激發出“戰勝與克服欲”，并隨之促進“工具”的發展，如草原民族的馬，濱海民族的船。在世界觀與人生觀方面，產生強烈的“對立感”，對自然的天人對立，對人類的敵我對立，因此在哲學心理上必然理論為內外對立。“于是而‘尚自由’，‘爭獨立’，此乃與其戰勝克服之要求相呼應。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征伐的’、‘侵略的’。”農業文化與游牧、商業文化不同。“農業生活所依賴，曰氣候，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為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和平的’。”（《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3頁）

　　與其哲學思想相適應，三種文化各自有其生活目標。“游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隨其流動的戰勝克服之生事而俱來者曰‘空間擴展’，曰‘無限向前’。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系，膠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孫世代墳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綿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為當體具足，循環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3頁）

　　在此社會目標指引下，游牧與商業文化表現為追求富強，農耕文化表現為安足。“富者不足，強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強。以不富強遇不安足，則雖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類文化乃得永遠動蕩而前進。”（《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4頁）農耕文化的“安足靜定”與游牧、商業文化的“富強動進”正相沖突，因此，古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常為游牧民族，近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則為商業民族?？v觀中國歷史的演進，在古代，中原民族的最大威脅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近代以來，所遇到的強敵就是來自西方的商業民族。

　　1993年夏，亨廷頓發表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沖突？》）一文。亨廷頓認為，現代全球政治應當從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沖突來理解。亨廷頓觀察國家間政治的視角，與其說是文明的，不如說是文化的。文明沖突的根源在于文化的沖突。如果從賓四先生分析的三種文化觀來破解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實際上就是商業民族的“富強動進”與農耕民族的“安足靜定”之間的文化沖突。沖突的起因在于商業民族內在的向外訴求的利益造成的。

《文明的沖突》書影

　　沖突能否化解？按照賓四先生的講法，“然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為主，人類文化亦終必以和平為本。故古代人類真誠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農耕區域。而將來文化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的和平為目的”（《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4頁）。人們必然向往和平美好的生活，和平本應成為全人類的追求。以此而言，根植于農耕文化的和平理想為人類的永續發展指明了方向。以此而言，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耕作方式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變，甚至農業產值所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就說明農耕文化落后了的說法，沒有領悟到農耕文化精髓。

　　以此而言，西方商業民族近現代以來的對外侵略與殖民之路，是在“工具”之下的“空間擴展”。但這種商業民族的“空間擴展”如果從歷史長時段上來看，終究無法和農耕民族的“時間綿長”來相持。近現代西方國家的此消彼長，就說明了“富強動進”的文化，其“興也忽焉，亡也忽焉”。

　　古代的農耕民族不獨在中國，還在古埃及、古巴比倫等地。那為什么只有中國的農耕民族與文化綿延而不絕？賓四先生認為，農業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別。古代埃及、巴比倫等皆為小型農國，其內部發展易達飽和點，其外面又不易捍衛強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獨中國為古代唯一的大型農國，因此其文化發展，獨得綿延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猶存。

　　中國的農耕文化歷經幾千年之演進，經歷一個階段的外界刺激與沖突之后，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再經歷一個階段的外界刺激與沖突之后，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如此往復周行，不斷演進。從演進的結果看，每一歷史時期，均有新的文化成果呈現出來。中國人的文化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沉淀在內心深處的，是在一定時期、特定時間內不斷呈現出來的精神追求。比如，與農耕文化密切關聯的二十四節氣、各種節日，均有特定的文化符號與標識。過中秋節時，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就把無論在哪里的中國人的心連在了一起，節日送去祝福，月餅寄托相思。這就是文化情結。在這個意義上，賓四先生說：“文化也就是此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沒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綿延精神。換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傳統的歷史意義。”（《中國文化史導論》，第231頁）

錢穆先生

　　賓四先生強調，“不單要用哲學的眼光，而且更要用歷史的眼光”解答中國文化問題。近代以來，當中國的農耕文化遭遇到西方商業文化（進而發展為工業文化）的碾壓時，中國人的無力感使他們認識到文化需要革新，并進而產生對農耕文化的批評。從新文化運動到后來現代化與傳統的對立，均是沿著這種思路推進。每個時代總有其思想引領者，當大多數人一味批評傳統文化時，一代學人陳寅恪、錢穆等先生都在反思與探尋中國文化的走向與出路。面對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賓四先生的文化觀正可以給我們帶來清醒的認識。

　　賓四先生言：“中國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辦法，社會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會公道，把人生安定下來，則西方科學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中國文化史導論》，第255頁）近代時期，西方比中國強大的科學技術與先進器物是外在的物質文明。文明是可以借鑒的，科學技術是可以通用的。賓四先生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他說：“電影是物質的，可以很快流傳，電影中的劇情之編制，演員之表出，則有關于藝術與文學之愛好，此乃一種經由文化陶冶的內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風情。從科學機械的使用方面說，電影可以成為世界所共同，從文學藝術的趣味方面說，電影終還是各地有區別。這便是文化與文明之不同。”（《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1~2頁）

　　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相遇，使人們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逐步認識到中國的落后，從而不斷地向西方發起學習，先是學歐洲，再次是學美國，后來是學蘇聯。從科學到制度，從器物到教育，無不以西為師。文明可以學，這是一個問題；文化是否可以學，又是另外一個問題。“說到政治清明和社會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事，這些卻不能專去向外國人學。好像花盆里的花，要從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隨便插進就得。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新科學固然要學，可不要妨害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能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中國文化史導論》，第255~256頁）在近代中國文化普遍面臨質疑的時候，賓四先生既不悲觀，也不盲從，而是從本國本民族文化自身的特點、演進的特征出發，以歷史的長時段觀點，提出農耕文化之于中國發展的根源性基礎性的作用。面對西方的科學技術與先進器物，賓四先生以可學可用的開放態度，為中國文化的轉化提供了新的視角。

　　孔德立，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兼任中華孔子學會副秘書長、中華孔子學會孔子后裔儒學促進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際儒學聯合會會員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濟寧干部政德教育學院特聘教授，北京交通大學兼職教授等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