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作為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同時也是朱子所選編的《四書集注》中的第一篇，因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大學》又是對中國人精神世界影響最大的一部儒家經典。不過，自《大學》問世以來，人們至今仍然搞不清其具體的作者；而其所以被視為經典的思想宗旨，也幾經變化。從這個角度看，應當說《大學》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這一點固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為經典之所以形成以及其原初的思想宗旨包括其地位之提升與演變是更值得澄清的。因為對這一問題的澄清，也許更能促使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史及其密切關注現實的優秀傳統，當然也包括其所應當注意之所謂精神“短板”的問題。

　　既然《大學》首見于《禮記》，那么我們在這里便應當從《禮記》說起。

　　《禮記》是從先秦到兩漢之諸儒著作的一種匯編，有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兩種不同的版本。由于大戴《禮記》今已遺亡，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就只有小戴《禮記》；而《大學》就屬于小戴《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不過，在整部小戴《禮記》所匯編的49篇文獻中，其中論到“學”的就有兩篇，一篇為《學記》，一篇則為《大學》。所以，僅僅通過對這兩篇論“學”文獻的比較，大略也就可以看出其相互關系了。

　　《學記》是小戴《禮記》中的第十八篇，是一篇很短的論“學”文字。由于《論語》本身就以“學而”開篇，所以僅從《學記》這一標題上就可以看出，它顯然是承接著《論語》而起的，因而也可以說是屬于孔門七十子及其后學的作品。所以，《學記》在其第一段就明確地提出了“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這無疑是對“為學”之根本目標的一個明確揭示。接著，在反復說明了“學”的重要性之后，《學記》又以為學次第的方式談到了“大學之道”：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禮記·學記》）

　　顯然，這里所謂的“大學之道”無疑還屬于具體的從學與為學之道。僅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學記》包括其具體的為學之道，實際上就出自孔門七十子及其后學之手。因為其所論內容還都沒有脫離具體的“教”與“學”，而且也是從“教”的角度對于“學”所提出的各種規定、要求和說明。其“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以及“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一說，確實是對“教”與“學”及其關系的一種精當總結。如果沒有長期任教督學的經歷，是絕對總結不出這樣的“教”與“學”及其關系的。

　　正因為《學記》的這一特點，所以在揭明“大學之道”的同時，它還系統地提出了“大學之教”“大學之法”“大學之禮”等種種說法，表明“大學”這個概念在當時已經成熟而且也已經進入大眾的話語系統了。除此之外，《學記》還以所謂“先河而后海”之“能近取譬”（《論語·雍也》）的方式談到為學之“源”與“委”，并明確提示說：“此之謂務本。”顯然，這一說法正承接著《論語》所謂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一說，當然也是對“君子務本”在“教”與“學”關系中的具體運用。所以，僅從《學記》的這些特點來看，它不僅為七十子所作，而且可能還是七十子中集一生精力于教學活動的某位的總結與概括。

　　讓我們再來看《大學》?！洞髮W》雖然也以“學”命名，但其內容就已經遠遠不同甚或超越《學記》了。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雖然《大學》也以“大學之道”開篇（這一“大學之道”的說法顯然源自或直接承自《學記》），但其內容又遠遠不同于《學記》：《學記》的“大學之道”主要是在“塾”“庠”“序”“學”之橫向展開的基礎上專門討論為學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的不同要求以及在此基礎上不同的為學任務及其具體進境，所以也就有了“小成”“大成”以及“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之類的“大學之道”；而《大學》完全是以如下方式展開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與《學記》的“大學之道”相比，《大學》所謂的“大學之道”顯然已經遠遠超越“教”與“學”之具體環節了，是與天子、諸侯的治國方略或治國之道連在一起的。當然，其所謂“大學之道”的說法又明顯源于《學記》，但是在更高一個維度上與更大的范圍內展開的，亦即所謂“大學之道”已經不再局限于“教”與“學”之具體環節上了，而是與如何明其“明德”、如何“親民”及如何“止于至善”連在一起的。這說明《大學》的“大學之道”已經是在《學記》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也是明確地把治國方略與治國之道視為“大學之道”的基本內涵并有進一步的擴充與發展。如果說《學記》的“大學之道”所展現的僅僅在于“教”與“學”的具體關系，那么《大學》的“大學之道”就已經聚焦在如何明其“明德”、如何“親民”以及如何“止于至善”的關系上了，這無疑屬于天子、諸侯之治國理政中的基本關系。

《大學》書影

　　也許正由于這一原因，它們討論的問題也就有所不同?！秾W記》完全是從“學”之必要性出發，盡管其“學”的指向就是君子之“化民易俗”，但其具體的出發點則是還未成學的個體，而《大學》之“學”就已經明確地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說了。雖然它們所謂的“學”都沒有脫離“庶人”這個基礎與出發點，但是當《大學》以“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大學之道”的基本內涵或為學之根本目標時，這樣的“學”及其主體就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君子所追求之“化民易俗”的范圍了。

　　所以，與《學記》所展現的為學次第——所謂“大學之教”“大學之法”不同，《大學》之“學”的內容也就不再是隨著“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以及作為“大成”的“九年”而展現其不同的為學目標，而是在“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基礎上的格、致、誠、正與修、齊、治、平了。——前者往往被稱為《大學》的“三綱領”，而后者則被稱為“八條目”。如果對應于《學記》所提出的“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群”“五年博習親師”“七年論學取友”“九年知類通達”，那么，《大學》從“三綱領”到“八條目”所展現的則是儒家關于整個族群以至于天下的修齊治平之道。前者展現的僅僅是儒家君子的一種個體人生之道，后者展現的則是儒學關于作為族群、國家乃至整個天下的人生理想及其內圣外王之道了。

　　不過，同樣是“大學之道”，《大學》并沒有脫離《學記》的基礎，正像作為天子之治國理政的方略也并沒有脫離其作為個體之自我修養的為學之道一樣。這一點也是由《大學》所堅持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邏輯決定的，同時也可以說是其形成于不同時代之表現。因而，《大學》的“大學之道”就不僅建立在《學記》“大學之道”的基礎上，而且也是對其“大學之道”在一種更大、更高層面上的擴充與拓展。僅從這個角度看，《大學》之晚于《學記》、繼承《學記》，以及“大學之道”直接源于《學記》，也就非常清楚了。

　　丁為祥，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關學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F任中國哲學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暨中華朱子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孔子學會陸九淵學會、王陽明分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