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鄒與魯鬨”章外，記錄孟子在鄒國活動的還有《孟子·告子下》的“禮與食孰重”章與“人皆可以為堯舜”章。在前一章，有一個任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子：“禮儀與食物哪一個重要？”屋廬子回答：“當然是禮儀重要了。”任國人問：“按照禮儀去謀食，就得餓死；不遵守禮儀去謀食，就能得到食物，那還一定要遵守禮儀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告子下》）從這句話，我們知道這件事情發生在鄒國。孟子說：“回答這個問題有什么難的？你去問他：‘扭住哥哥的胳膊，奪他口中的食物，就有吃的；不扭，就沒有吃的，那么你會扭嗎？’任何事物進行比較，都需要放在同等條件下，拿飲食重要的方面與禮儀細微的方面比較，自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在后一章，有一個叫曹交的人問：“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回答：“當然可以啦。堯舜之道，只是孝悌而已。你穿堯的衣服，說堯的話，做堯的事，就成了堯。你穿桀的衣服，說桀的話，做桀的事，就變成了桀。”曹交聽后說：“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愿留而受業于門。”（《孟子·告子下》）他想留在鄒國，跟孟子學習。由此可知，這也是發生在鄒國的事情。

一

孟子在鄒國有了一定影響后，便離開鄒國前往齊國。齊國是東方最有影響的國家，也是戰國學術文化的中心，齊國的稷下學宮更是為士人所向往，孟子當然也不例外。路過平陸時，孟子與大夫孔距心有一段對話：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兇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于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公孫丑下》）

平陸是齊國邊境的邑，在今天山東汶上縣北。在周代，“天下”名義上為天子所有，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天子管理不過來，就把王畿之外的土地分給諸侯，稱為“國”；諸侯也管理不過來，又把一部分土地分給大夫，稱為“采邑”或“家”。平陸是齊國的封邑，孟子由鄒國到齊國，要經過這里。孟子見到平陸大夫孔距心，問道：“您手下有一位士兵，如果一天三次離隊，您是否開除他呢？”“失伍”是掉隊的意思。這是孟子早期常用的論證方式，不是直接點明主題，而是通過設問、類比的方式引出所要表達的主張。大夫說：“哪能等到三次？一次我就開除了。”孟子接著說：“這樣說來，您失職的地方也有很多啊。災荒之年，您治下的百姓，年老體弱拋尸在山溝與年輕力壯逃荒于四方的，有近千人。”大夫說：“這不是我能力所能做到的。”意思是這是天災，非人力可為。古代生產力低下，主要靠天吃飯，風調雨順還能勉強糊口，一旦水澇旱災，收成不好，餓死人是常有的事，所以孔距心不承認這是自己的責任。孟子又說：“假如有個人，受人委托為其放牧牛羊，那么就一定要為牛羊尋找牧場和草料。要是找不到牧場和草料，是把牛羊還給主人呢，還是站在一邊眼看著它們死去呢？”孟子這里又用了一個類比，其寓意是非常清楚的。其中，“牛羊”指百姓，“牧者”指孔距心，“委托者”指王?？拙嘈氖芡醯奈泄芾戆傩?，如果不稱職，沒有照顧好百姓，是不是該辭職呢？戰國時期，一些國家進行了改革，地方官員不再是分封而是任命。雖然這些官員也被稱為“大夫”，但他們實際已經是“官僚”了，而“官僚”是可以免職的。所以孔距心聽后馬上說：“這是我的過錯。”這是發生在平陸的事，后來孟子到了齊國首都，見到齊王，說：“大王治理都邑的官員，我認識五位，能認識自己過錯的，只有孔距心一位。”并把這件事敘述了一遍。齊王聽后說：“這是寡人的過錯。”

二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這位齊王是誰？這位“齊王”應該是齊威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時，正值齊威王執政。但《孟子》沒有說威王，只說齊王，容易產生混淆。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時影響不大，威王沒有專門接見過孟子，二人只是在稷下學宮相見，孟子趁機講述了自己的見聞，這與齊宣王多次會見孟子形成鮮明反差，故《孟子》只籠統稱其為“王”。對于齊威王，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如果說到“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那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詳的，這位齊王就是齊威王。據《戰國策·齊策》記載，鄒忌身高八尺，體健貌美，非常自戀，老想與城北徐公比一比。城北徐公是齊國的美男子。有一天，鄒忌問妻子：“我與城北徐公誰帥？”妻子說：“當然是你帥了！城北徐公怎能與你比。”又問妾，妾也回答：“城北徐公不如你帥。”有客人來拜訪，鄒忌問客人，客人也回答：“你比城北徐公帥。”沒有想到，第二天，城北徐公親自登門拜訪，可能是因為聽說鄒忌想與自己比帥，所以他要來親自會一會。鄒忌見到徐公本人，才知道什么叫相形見絀；窺鏡自視，更是自嘆弗如。晚上，鄒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自尊心受到傷害，第二天一大早就入朝拜見威王，說：“我明明不如城北徐公帥，可是妻子偏愛我，妾畏懼我，客人有求于我，都罔顧事實，硬說我比城北徐公帥。我不過是齊國的一位官員，權力、地位都不能與大王您比。如今齊國方圓千里，城池有一百二十座，宮廷的妻妾哪個不偏愛您？朝廷的大臣哪個不畏懼您？齊國的民眾哪個不有求于您？這樣看來，大王您已經被大大蒙蔽了！”威王聽后，嚇得一激靈，但仔細一想，確實有道理。于是下令：“齊國的官吏民眾，能當面指出寡人過錯的，受上賞；上書勸誡寡人的，受中賞；在公共場所議論指責寡人被寡人聽到的，受下賞。”法令剛公布，群臣紛紛進諫，朝廷熱鬧得像集市；幾個月后，偶爾才有人進諫；一年以后，即使想進諫，也沒有什么可以進言的了。齊國風氣為之一變，燕、趙、韓、魏等國聽說后，紛紛來“取經”學習。可見，齊威王有從善如流的品格，所以他聽了孟子的陳述后，馬上承認了自己的過錯。

二是齊國的國君為何會稱王呢？周代不是只有天子可以稱王嗎？的確，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吳、越、楚等“夷狄”國家有稱王的記載外，諸侯一般只能稱公、侯、伯等，但當一些國家的勢力強大到一定程度時，也會自稱為王。而諸侯稱王的始作俑者，正好是孟子所見的兩位諸侯王——梁惠王與齊威王。戰國時期，首先崛起的是魏國，經過魏文侯、魏武侯兩代的積累，魏國已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先稱雄者。所以到了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即位后，其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稱王，并舉行逢澤之會。但逢澤之會受到齊國、韓國的抵制，惠王的稱王并沒有得到承認，反而遭到齊、秦、趙等國的圍攻。齊威王即位后，任用鄒忌為相，實施改革，使齊國成為諸侯中的最強者。強大起來的齊國，不甘心受制于人，多次打敗魏國。在這種情況下，魏惠王采納相國惠施“折節事齊”的建議，于公元前334年率領韓國等一些小國到徐州（今山東滕州東南）朝見齊威王，尊齊威王為王，齊威王不敢獨自稱王，也承認魏惠王為王，史稱“徐州相王”。自此以后，諸侯紛紛稱王，連孟子到過的實力不濟的宋國，其國君也自稱宋偃王。對于諸侯稱王，孟子表示反對了嗎？沒有！孟子游說諸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勸他們行仁政而稱王。孟子知道諸侯最大的心愿就是稱王，但他不是站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傳統觀念表示反對，而是因勢利導，勸其效法當年的文王，行仁政而稱王。但這樣一來，孟子也遭到歷史上一些維護綱常名教的頑固派的嫉恨，宋代有人作詩云：“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就是批評孟子不去侍奉周天子，而是游說諸侯稱王。在他們看來，即使周天子再昏聵無能，臣子也不能另擇良木而棲，更不能取而代之，否則便是違背了君臣大義，這看似迂腐淺陋，卻是歷史上的主流觀點，也是專制制度下的必然選擇。雖然孟子主張“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孟子》也成為統治者認可的經書，但鮮有臣子對君主講易位的，如果講，也只可能是被株連九族，所以秦漢以后專制王朝流行的只能是與孟子精神相違背的愚忠思想。這是經典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我們研讀經典，既不能否定經典中思想觀念的價值和意義，也不能簡單將經典等同于現實。

另外，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孟子逼迫威王承認了自己的過錯。這背后隱藏的邏輯是——王并不是最高的，王之上還有天。如果說孔距心是受齊王之命來治理民眾，如不稱職，當辭職而去；那么齊王也是受上天之命來治理民眾，如不稱職，同樣也應易位。國君只有天下的管理權，而沒有天下的所有權，國君的權力來自天，職責是保民、養民，如果不能盡職，天命就會轉移，也就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所以，即使貴為國君，也不能忘乎所以，而應想到還有一個更高的天在監督、考察你。天怎么考察國君呢？當然是根據民眾的態度和意見。考察合格，接著干；考察不合格，就應易位、換人，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