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當孟子在齊國得不到發展機會時，他聽到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宋偃王要推行王政了。《孟子·滕文公下》記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慷慨陳詞，舉商湯、武王為例，聲稱“茍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在這種情況下，孟子離開齊國，帶著學生興沖沖地奔赴宋國。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孟子到宋國后，沒有見到欲行王政的宋偃王，卻看到他在王政名義下上演的一出鬧劇，這是孟子所始料未及的。不過孟子到宋國之初，還是向宋大夫積極建言，希望能影響到宋偃王。據《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注：xiū，擾亂）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戴不勝，趙岐注：“宋臣。”故知他是宋國大夫。“子欲子之王之善與”的后一個“之”，是動詞，前往的意思。孟子說：“你希望你的大王追求善嗎？我明確告訴你方法。假如有一位楚國的大夫，想讓他的兒子學齊國話，那么是請齊國人教他呢，還是請楚國人教他呢？”戴不勝說：“當然是找齊國人教他了。”孟子又問：“一個齊國人教他，可是身邊都是楚國人，都說楚國話影響他，即使每天用鞭子抽打，逼他學齊國話，也不可能學好?？墒侨绻麕烬R國都城的鬧市上住上幾年，這時即使每天用鞭子抽打，讓他講楚國話，也不可能講好了。”孟子用學外語說明環境的重要，可謂形象生動。

孟子研究院孟子像

我是初中開始學外語的，到博士階段，學了十幾年了。但學到的只是啞巴外語，能看、能讀，甚至能翻譯，而不能說。為什么呢？就是語言環境不好，教我們英語的老師原來是學俄語的，自己臨時抱佛腳，沒有會說的能力，怎么能教好學生呢？后來我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待了一年，日常會話沒有問題了，但學術報告還不行，必須提前寫好發言稿。所以環境對學習語言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我們如此，西方人也是一樣?！蹲x書》上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介紹海外漢學家，其中說到：“其學為‘漢學’，其人為‘漢學家’，杰出者如已故費正清先生、李約瑟先生……單聽他們那一口流利的漢語……都不得不欽佩他們下的苦功夫。”清華大學的何兆武先生看到后，寫了一篇《有關漢學家的漢語》，也發表在《讀書》上，他說：“李約瑟先生我曾幾次見過，還聽過他幾次講演，從未聽他說過一句漢語。費正清先生我曾去哈佛訪問過他，他先是說漢語，但是辭不達意，乃至語不成聲，幾分鐘之后便不得不全部改用英語了。這一輩老漢學家大多是不能講漢語的，更談不上‘流利’。即如目前健在的狄百瑞教授已年近八旬，是美國當今漢學家的泰斗了，但從來不講一句漢語，甚至于來中國開漢學會議，亦只講英語，再請人譯為漢語。”何先生說的是實情，我與史景遷夫婦很熟悉，他們曾邀請我到耶魯大學訪問，史景遷夫人金安平女士是華裔，十幾歲時從臺灣去的美國，漢語沒有問題，但史先生從來不說漢語。由于中美關系的原因，那一代漢學家基本沒有來過大陸，沒有語言環境，錯過了學習漢語的機會。何先生還注意到：“年輕一代的洋人漢學家倒有不少人是漢語流暢了，然而功力恐未必能及老一代的。”年輕一代漢學家有機會來中國留學、訪問，有了語言環境，漢語自然流利了。

學習語言如此，學習做人同樣如此。孟子話鋒一轉，點出了主題：“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讓他住在宋王的宮中。如果王宮中的人，不論年齡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宋王還能同誰一起去做壞事呢？如果在王宮中的人，不論年齡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宋王又能同誰一起去做好事呢？一個薛居州，又能把宋王怎么樣呢？”薛居州是宋大夫，孟子認為，如果王宮中薛居州這樣的好人多了，自然會對宋王產生影響，逐漸地使他也成為好人。可是如果王宮中多數不是薛居州這樣的人，而是奸佞小人，那么宋王必然會向壞的方面發展了。從這里可以看出，孟子已經意識到，國家治理首先在于規范、引導王權，如果不能對王權進行約束，政治很容易會誤入歧途。但是孟子約束王權，不是靠制度，而是靠士人的勸諫、教導。孟子說：“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不僅品質高尚，而且居于高位，能接近君王，并得到其信任，只有他們才有可能糾正國君的錯誤。所以對于一個士人，就要積極出仕，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響，進而實現其得君行道、“格君心之非”的理想。孟子主張約束王權，有其積極意義，但具體方法則有很大的局限性，現實中也很難行得通。從人類的歷史來看，對王權進行限制，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只能走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道路。限制王權，要么依靠貴族的力量，如英國頒布《大憲章》；要么依靠市民的力量，如法國進行大革命，經過斗爭，使不同社會力量彼此達到平衡，最終實現民主、法治。但是從孔孟開始，儒家走上了一條通過出仕推行政治理想的道路，他們所代表的士人階層，沒有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而是依附于王權之上，他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向君王勸諫、盡忠而已，而無法從根本上對王權進行規范和限制。相反，到了近代，隨著帝制的垮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儒學魂不附體，成了游魂。這說明儒家不但沒有實現對王權的規范和限制，而且王權一旦消亡，儒家自身的生存都成了問題。儒學重視教化，希望通過教育改變社會環境，進而教化君主，用文化影響政治，這當然有積極意義。但文化可以影響政治，政治同樣可以影響文化，特別是不受約束的權力一旦發起瘋來，對社會、文化的傷害更大。這些都是我們今天討論儒學，必須認真思考、面對的問題。儒學要重新發展，必須要經歷一次浴火重生，鳳凰涅槃。

二

孟子雖然對宋偃王已產生疑慮，但還是希望宋國的政治能夠向好的方面發展。他看到宋國的稅收較高，對商人盤剝較多，便提議實行十分抽一的田稅，免除關卡和市場的征稅?？墒谴藭r的宋國正在積極備戰，只擔心收的稅少，哪能聽見孟子的建議呢？于是派大夫戴盈之應付道：“您的建議今年還辦不到，請先減輕一些，等到明年再徹底實行，怎么樣？”面對這種狡辯，孟子沒有據理力爭，而是講了一個偷雞賊的故事，對其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假如有個人每天偷鄰居家一只雞，有人告訴他：‘這不是君子的作為。’那人卻說：‘請允許我少偷一些，每月只偷一只雞，等到明年，就不再偷了。’如果知道這件事不符合道義，就應該盡快停止，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參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宋國時，還結識一位叫勾踐的宋國人，此人與越王勾踐同名，卻熱衷于游說君王。戰國時代，游說之風盛行，許多士人都將游說當作進身的階梯。宋偃王提出行王政后，引得天下士人紛紛前來，想通過游說君王獲得一官半職，撈取實惠好處。勾踐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也躍躍欲試，想一展身手。孟子認可游說諸侯嗎？當然認可。孟子一生像他崇拜的孔子一樣奔走于各國，就是在游說諸侯。但孟子瞧不起那些利祿之徒，認為游說諸侯不應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是應宣傳拯世濟民的思想主張，所以一定要有更高的人生志向。孟子對勾踐說：“聽說你喜歡游說君王，我告訴你游說應該遵循的原則吧。別人理解我，我安然自得；別人不理解我，我依然安然自得。”宋勾踐問：“怎樣才能安然自得呢？”孟子的回答非常有名，我們引在下面：

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囂囂”，趙岐注：“自得無欲之貌。”指安然自得的樣子。孟子說：“尊崇德，愛好義，就能安然自得了。因此，士人窮困時不失去義，顯達時不背離道。窮困時不失去義，士人就能保持住自己的操守；得志時不背離道，百姓就不會失望。古時候的人，得志時，恩澤廣施百姓；不得志時，修身立于世。窮困時，獨善自身；顯達時，兼善天下。”所以對于士人而言，重要的是要有“尊德樂義”的信念和理想，這樣才能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為什么有些士人、知識分子會不顧廉恥，出賣人格，在統治者面前搖尾乞憐，甚至成為其幫兇呢？一是不甘貧窮，二是難耐寂寞。讀書人本來就聰明，比他人付出的又多，對自己的期望自然也高，可是一旦其學說不被社會所認可，窮困落魄而不被人所知，便會心理失衡，怨天尤人，感嘆社會不公。如果沒有超越的精神信仰，就很容易喪失原則，揣摩逢迎，靠出賣良知換取榮華富貴。一旦獲得高位，又會身不由己，患得患失，做出違背良心的事來?？鬃赢斈昃妥⒁獾绞咳说倪@一弱點，提出“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個人的窮達禍福是由外在的命運決定的，不必怨天尤人，只要努力為學，真誠地完善自己，就可以被天所理解。即使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理解我，還有天會理解我。世無人知，唯天知之。在孔子那里，天是超越的價值源頭。有了對于天命的信仰，君子就可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周易·大過·象》），“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周易·乾·文言》）。真正的君子要學會與世俗保持距離，不被世俗認可也不內心苦悶。所以人是要有精神信仰的，沒有精神信仰，便很難具有超越世俗的勇氣。在孟子這里，這種精神信仰就是道，就是義。以道義為原則，以行道為目的，這樣才能超越世俗，達觀地對待個人的現實際遇，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失義”就是要“獨善其身”，“不離道”就是要“兼善天下”。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后來成為傳統社會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也是我們現今做人的基本原則。

《孟子》書影

三

孟子因為聽說宋偃王要行王政，便興沖沖地來到宋國，結果發現是一場誤會。前面說過，孟子不反對諸侯稱王，但主張應行仁政而稱王，所以在孟子那里，王政就等同于仁政?！睹献印芬粫校?ldquo;王政”共出現五次，均是就仁政而言。但宋偃王稱王是真，行仁政則是假，從后來的發展來看，他不僅不行仁政，反而行暴政，是想通過暴政、霸道而稱王。宋偃王姓戴，名偃，是宋辟公的兒子、剔成君的弟弟，但他趕跑了哥哥，奪取了王位。典籍中也稱他為宋君偃、宋康王、宋獻王。據學者考證，這是因為戴偃是宋國的末代國君，沒有正式謚號，故后人對他有不同的稱謂。宋國是小國，又處于齊、魏、楚等強國的夾擊之中，本應低調自處，在列強的夾縫中尋找生存的機會。無奈戴偃是一個野心極強的人物，他相貌偉岸，“面有神光，力能屈鐵伸鉤”（《東周列國志》），即位不久即自稱為王（前328），此時距齊威王、梁惠王的徐州相王（前334）僅六年，秦、韓、燕、趙等國尚未稱王，如此高調行事顯然是不明智的，容易引起諸侯的嫉恨，成為眾矢之的。但宋君偃不管不顧，只想與諸侯一爭高下。當時宋國都城城角上的小鳥孵出一只大鳥，宋偃王讓太史占卜，太史說：“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小鳥生出大鳥，預示宋國必能稱霸天下。宋偃王大喜過望，于是出兵滅掉滕國，又攻取了齊國薛邑，奪取淮北的土地。（參見《戰國策·宋衛策》）由于當時五國合縱伐秦，中原一帶空虛，無暇顧及宋國，使其有機可趁，但宋偃王錯誤地認為是諸侯懼怕自己，于是又向一直壓制宋國的齊、楚、魏發起進攻，奪取了不少土地。一些明智的大臣擔心引來諸侯的報復，勸其不可濫用武力。但此時的宋偃王已極度膨脹，聽不進任何意見，對進諫者一律射殺。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他用皮袋盛血，懸掛在高處，用弓箭去射，稱為“射天”。他用鞭子抽打土地，砍掉土神、谷神的神位，一把火將其燒掉，表示自己已經可以降服天下鬼神，人類更不在話下。為了制造恐怖氣氛，他剖開駝背人的背，砍斷早晨過河人的腿，使百姓人人自危，不敢再反對自己。（參見《戰國策·宋衛策》）然而多行不義必自斃，宋偃王終于遭到諸侯的報復，人們稱其為“桀宋”，說“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史記·宋微子世家》）。齊湣王十五年（前286），齊出兵滅宋，瓜分了宋地，宋至此滅亡。清代學者如周廣業等人，注意到《孟子》與其他史書中宋偃王的形象有所不同，《孟子》中的宋偃王有行仁政的愿望，而《史記》《戰國策》中的宋偃王是一個荒淫暴虐、類似于桀紂的昏君，二者反差很大，于是認為史書可能存在污名化，歷史中的宋偃王可能沒有如此不堪。雖然史書的夸張、失真普遍存在，但這種看法顯然是誤讀了《孟子》。如前所述，宋偃王關心的不是仁政，而是稱王，其所謂王政是稱王之政，而不是王者之政，雖然不排除可能推行一些仁政來沽名釣譽，但其主要目的則是稱王。宋是殷商之后，在諸強爭雄的戰國時代，卻想恢復殷商的王業，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其走向窮兵黷武，最后身死國滅，乃是必然。孟子曾設想通過朝廷大臣來約束、影響宋王，但實際情況是，宋王控制、左右了身邊的大臣，當其殺伐決斷、一意孤行時，即使多幾個薛居州，也是奈何他不得的。孟子想通過環境影響君王，只是當時條件下可以想到的方案，因為思想家也是受制于他所處的時代的。

《戰國策》書影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孟子主張性善，當他面對宋偃王這樣的暴君時，又該做何解釋呢？當然，孟子可以說，即使殘暴如宋偃王者也是有善性的，只是個人的欲望、野心“陷溺其心”，使其丟失了本有的善性而已。但是一個思想家如果不敢正視、面對人性中的惡，其性善主張必然是缺乏深度和解釋力的。史書中所記載的宋偃王荒淫、無恥的桀紂之行，顯然是不能僅用“陷溺其心”來解釋的，所以孟子“道性善”雖然對于儒學乃至中華文化貢獻很大，但其理論是不完備的。我們研讀經典，學習孟子的思想，還要考慮其他的學說，比如荀子的性惡心善論，統合孟荀，進而對儒家人性論做出創造性發展與創新性轉化。

作者簡介：

梁濤，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擔任孟子研究院秘書長，“荀子與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荀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儒家道統說新探》《“親親相隱”與二重證據法》《新四書與新儒學》等著作，其中《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獲多項人文社科獎。

（本文刊載于《走進孔子》2023年第4期。本刊出版版權所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本刊文字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