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離開滕國后，“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帶著弟子浩浩蕩蕩前往魏國。由于在滕國推行仁政，又被滕文公拜為導師，此時的孟子已非當年可比，連弟子都懷疑如此排場是否有點過分。孟子卻不這樣認為，要想推行仁政、王道，如果沒有一定的聲望、影響，如何能說動諸侯、君王呢？士人對于所得，關鍵要看是否符合道。如果不符合道，即使一碗飯也不能接受；如果符合道，舜接受堯的天下，也不算過分，今天排場一點能算過分嗎？孟子到了魏國后，梁惠王親自接見，《孟子·梁惠王上》開篇就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惠王一見面就急切地問：“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將給我的國家帶來什么利益呢？”孟子卻回答：“大王何必說利呢？還是談談仁義罷。”接著說明只談利不言仁義的危害。兩人一見面便話不投機。不過由于孟子的影響，加之年歲已長——孟子此時約53歲，故梁惠王稱其為“叟”，對孟子還算尊重。在《孟子》一書中，孟子與惠王的對話共有5章，均見于《梁惠王上》，惠王甚至表示愿意誠心接受指教，孟子趁機宣揚了如何實行仁政、王道，以及“仁者無敵”的道理，其思想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不過梁惠王雖然表面客氣，內心卻一定暗罵孟子迂腐，加之孟子的言論咄咄逼人，使其對孟子只是敬而遠之，對其進言更是聽不進去。

《孟子集注》書影

　　孟子乘興而來，惠王滿懷期望地接見，然而一談話，惠王感覺像被兜頭澆了一瓢冷水，孟子甚至斥責“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盡心下》）。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涉及孟子與惠王不同的政治理念，需要結合戰國的形勢以及惠王的處境來理解。 

　　戰國七雄第一雄就是率先崛起的魏國。三家分晉后，率先進行變法的就是魏國的國君魏文侯，他在位50年，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經濟，內修文德，外治武備，聯合韓、趙諸國，向西攻占了秦國河西之地，向北伐滅中山國，向東擊敗齊國，使魏國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先強盛而稱雄者。魏文侯還重視人才，獎勵學術，他師卜子夏，友段干木，客田子方，用李悝為相，先后重用翟璜、吳起、西門豹、樂羊等人，開戰國禮賢下士的先河。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史記·儒林列傳》），這一風氣最早是由魏文侯開創的。魏國第二代國君魏武侯，雖然沒有其父的雄才大略，也出現一些戰略失誤，但基本上循規蹈矩，蕭規曹隨，使魏國的霸業得以平穩發展。然而魏國第三代國君魏惠王是個志大才疏的庸君，他好大喜功，又缺乏戰略眼光，將其祖其父創立的霸業毀掉，自己也成為諸侯嘲笑的對象。從地緣政治上看，魏國北鄰趙，西接秦，南連楚，東毗齊、宋，其地四通八達，多面受敵，無險要可供守御，處于四戰之地，這就決定了魏國的霸權具有內在的脆弱性。所以惠王即位后正確的選擇應該是鞏固三晉聯盟，避免四面出擊，東守而西攻，牢牢據有河西之地，控制崤函險要，限制秦國的發展，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參見黃樸民：《“奇葩”君主梁惠王》） 

　　然而短視的梁惠王恰恰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他即位第六年（前364），就把都城從安邑（今山西運城夏縣）搬遷到四通八達、無險可守的大梁（今河南開封），自以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天下的領袖。后又受秦國商鞅的蠱惑，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稱王，在逢澤（今河南商丘）舉行會盟，會后朝見周天子，想以此確立自己在列國間的統治，卻引起三晉之一韓國的警惕，轉而與齊國聯盟，與魏國為敵。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惠王四面出擊，不斷發動戰爭，卻大敗而歸，使魏國大傷元氣。

　　《梁惠王上》云：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愿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惠王因把都城遷到大梁，故稱梁惠王，他所說的“晉國”指魏國，三家分晉后，韓趙魏升為諸侯，分別建國，但習慣上還稱自己為晉國?；萃醴Q魏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但魏國的強大是文侯、武侯奠定的，到了惠王這里，已是江河日下，敗仗一個接一個。其中“東敗于齊”指著名的馬陵之戰，由于逢澤之會遭到韓國的抵制，第二年（前343）惠王派大將龐涓率兵前去討伐，韓國難以抵擋，便向齊國求援，齊威王派田忌、孫臏率軍迎戰。

馬陵之戰場景展示 

　　孫臏與龐涓的故事，大家應該都了解，二人本是同窗，一起拜師學習兵法，后龐涓出仕魏國，擔任了惠王的將軍。但龐涓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擔心孫臏的才干會超過自己，于是派人將孫臏接到魏國，然后羅織罪名，砍去了孫臏的雙足，又在他臉上刺字。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孫臏是被挖去膝蓋骨，是不正確的。古代確有臏刑，指挖人的膝蓋骨，但后來不施行了，改為刖刑，砍人兩足。孫臏所受為刖刑，而非臏刑，《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龐涓恐其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報任安書》也說：“孫子臏腳，《兵法》修列。”司馬遷說“臏腳”而不說“臏膝”，說明孫臏是被砍足而不是挖膝。認為孫臏被挖膝蓋骨，是由孫臏之名聯想到臏刑而導致的以訛傳訛，不足為信。 

　　孫臏雖身受重刑，卻忍辱負重活了下來，并借機逃出魏國來到齊國，被委以重任，現在終于有了報仇雪恨的機會。他利用龐涓輕敵的弱點，讓士兵逐日減少飯灶，制造齊軍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誘魏軍追擊。當魏軍追到馬陵（有河南范縣、河北大名等不同說法）的險要山谷時，埋伏在這里的齊軍突然現身，萬箭齊發。龐涓在絕望中自殺，死前感嘆“遂叫豎子成名”，無法釋懷的還是孫臏的名氣最終壓過了自己。另一種說法是龐涓被射殺，魏國十萬精銳武卒被殲滅，太子申被俘。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指秦將公孫鞅打敗魏國，迫使魏國割讓河西郡全部和上郡十五縣。公孫鞅本是魏相公叔痤的臣下，公叔痤病重，惠王探望時問及身后之事，公叔痤力薦公孫鞅，并說“如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萃踝吆?，公叔痤又對公孫鞅說：“我先公后私。你趕緊逃跑吧，我看惠王不會重用你。”告訴他自己與惠王的對話。公孫鞅說：“惠王既然不會聽你的話重用我，又怎么會聽你的話殺我呢？”惠王果然沒有把公孫鞅放在心上，對身邊的人說：“我看公叔痤病糊涂了，竟然讓我重用公孫鞅，豈不荒唐？”后來公孫鞅聽說秦國頒布招賢令，就前往秦國并受到重用，獲封邑于商而稱商鞅。商鞅得到秦的重用后，立即對惠王展開復仇模式，他先是向秦孝公建議：“天令其滅亡，必讓其瘋狂。現在秦國的勢力還無法與魏國抗衡，不如利用惠王的虛榮，勸其稱王，讓諸侯來攻伐他。”然后親自跑到魏國游說惠王，惠王不知是計，結果被蒙騙稱王。 

　　商鞅又利用魏國在馬陵之戰的失敗，于公元前341年聯合齊、趙兩國攻打魏國，惠王派公子卬迎戰商鞅。商鞅在魏國時與公子卬是好朋友，有過一段交情。商鞅便派使者送信說：“很懷念在魏國與公子交往的日子！現在雖然各為其主，但實在不忍心互相殘殺，我想約公子一聚，重敘舊情，訂立盟約，各自撤兵，讓秦魏兩國重歸于好。”公子卬是惠王的弟弟，長在宮廷之中，缺乏社會經驗，興沖沖去赴約，結果被埋伏的甲士俘虜。商鞅趁機攻擊魏軍，魏軍大敗，魏惠王被迫割讓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時的惠王腸子都悔青了，后悔當初沒有聽公叔痤的話。

　　中國印花稅票《中國古代稅收思想家——商鞅》 

　　“南辱于楚”指公元前323年的楚魏襄陵之戰?；萃踅洑v一連串挫敗后，聽從公孫衍、惠施的建議，聯合韓、趙、燕、中山四國互相稱王，史稱“五國相王”，實際是形成合縱，以對付秦、楚、齊等強國。為了給討伐魏國尋找借口，楚國要求惠王廢太子嗣，迎流亡于楚國的公子高回魏國為太子。這是公然干預魏國內政，魏王當然不答應，于是楚懷王就派楚將昭陽率軍攻入魏國，在襄陵大破魏軍，并趁勢奪取了魏國的八座城池。

　　受到這一系列打擊后，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史記·魏世家》），想一雪前恥。在《梁惠王上》首章，他見到孟子劈頭就問：“你將給我的國家帶來什么利益？”本章則提出：“寡人感到羞恥，想要為所有死者報仇雪恨，要怎么做才可以呢？”“愿比死者一灑之”的“比”是替、為的意思，“灑”同“洗”，復仇的意思。針對惠王的心理，孟子告誡其只有實行仁政，才能稱王天下，因為“仁者無敵”。

　　從惠王之問與孟子之答來看，二人的理念存在根本的差別。惠王雖然志大才疏，治國無方，禍國有術，但他的想法與大多數諸侯并沒有什么區別，就是憑借武力對外擴張，稱王天下。但孟子對諸侯的兼并戰爭持否定的態度，他說“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盡心下》）?；萃鯙榱双@取土地，就讓百姓去打仗送死，大敗之后，又想要報仇，擔心不能取勝，就驅使他喜愛的子弟也去送死。對外兼并，推行霸道，滿足的是君王的野心和欲望，犧牲的則是百姓的福祉和生命，甚至連子女的性命也搭進去，孟子從民本的立場出發，根本不予接受。

　　但孟子也認識到，制止戰爭必須靠武力來實現，所以他并不完全反對戰爭，而是希望實行仁政，得民心而得天下。所以他說：“只要有方圓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稱王天下。大王如果對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罰，減輕賦稅，讓百姓深耕細作，及時除去雜草，讓身強力壯者在閑暇之時學習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長。這樣，他們即使拿著木棒也可以對抗秦、楚堅實的鎧甲和鋒利的兵刃了。”并宣稱“仁者無敵”，讓惠王不要懷疑。

　　于右任書“仁者無敵”

二

　　孟子與惠王，一個主張王道，一個推行霸道，其產生分歧是必然的，這也是孟子與時代的沖突。那么，孟子主張“仁者無敵”，想用王道統一天下，能否成立呢？ 

　　查孟子立論的根據，主要有三點：第一，實行仁政可以贏得民心的歸附，這就是孟子津津樂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參見《孟子·離婁上》）。第二，實行暴政則會使民眾離心離德，孟子舉出歷史上很多例子，如百姓詛咒夏桀“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孟子·梁惠王上》），期待商湯來解救自己等（參見《孟子·梁惠王下》）。第三，故得天下不在于土地大小，而在于仁政。這在歷史上也得到證明，“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孫丑上》），有方圓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稱王天下。 

　　從邏輯、理論上看，孟子所論可以成立。但問題是，孟子的“仁者無敵”只是一種理論、信念，缺乏策略上的考慮。孟子的仁政措施只是包括少用刑罰，減輕賦稅，讓百姓深耕細作、及時除去雜草，讓身強力壯者在閑暇之時學習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長。其措施主要來自孔子的“富之”“教之”（《論語·子路》），是一種富民、教民的政策。但民眾衣食無憂、知書達理，不一定作戰勇敢，要想“仁者無敵”，還必須對民眾進行組織、訓練，制定相應的作戰方案，孟子對這些問題一概不加涉及，就顯得書生意氣了。同樣，孟子認為不行仁政會導致眾叛親離，這只有在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如果說因為別國實行暴政而使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仁者前去討伐就不會遇到反抗，同樣存在邏輯上的跳躍。孟子堅信“仁者無敵”，請惠王不要懷疑?；萃鯇γ献雨惲x過高的進言自然是聽不進去。

三

　　幾年之后，惠王去世，太子嗣即位，即梁襄王。孟子與其見面后，大失所望。

　　《梁惠王上》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孟子被梁襄王召見后，應該是對弟子還有朋友說的這番話?！读夯萃跎稀匪浥c梁襄王的會面，與其他各章不同，不是第三人稱的陳述，而是孟子第一人稱的轉述。孟子對襄王的評價是：“遠看不像一個國君，到了他面前也不能令人敬畏。” 

　　孟子說：“襄王突然問道：‘天下怎樣才能安定？’我回答：‘天下統一了就會安定。’”這段話很重要，說明由于戰國政治失序，陷入連年戰亂，如何消除戰爭，恢復安定，成為人們的普遍焦慮。孟子主張統一才能安定，說明他不是一般的和平主義者，不是僅僅從道義上對戰爭進行批判，而是有著結束戰爭、統一天下的考慮。 

　　“襄王又問：‘誰能統一天下？’我回答：‘不喜歡殺人的人能統一天下。’”這是孟子的政治宣言，孟子與諸侯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要統一，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實現統一。孟子從儒家的仁道主義出發，主張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故希望通過行仁政而統一天下。“襄王問：‘誰愿歸順他呢？’我回答：‘天下的人沒有不愿歸順的。’”襄王的疑問也是當時所有諸侯都關注的，用暴力、殺人尚不能令天下歸順，現在不殺人了，難道天下就會自動歸順了嗎？

　　由于孟子的“仁者無敵”更多是著眼人性和歷史的長遠發展，是一種道理和信念，還需要相應的措施和策略，這方面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他只能以禾苗為喻，說明得民心者必然得天下。“大王了解禾苗嗎？七八月間遇上干旱，禾苗就會枯萎。這時天上涌起烏云，降下大雨，禾苗便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這樣的情況，誰能夠阻擋呢？當今天下的國君沒有不好殺人的。如果有一個不好殺人的人，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會伸長了脖子盼望他。真能如此，百姓歸順他，就像水往低處奔流，浩浩蕩蕩，誰能阻擋呢？”孟子這番陳述道義和信念的成分多于現實的考慮，實際未必行得通。從以后的歷史發展來看，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幾乎都是靠武力、暴力來實現。

　　孟子“仁者無敵”的理想沒有實現，是孟子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 孟子的理想雖沒有實現，但并不意味著其沒有價值和意義。相反，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不就是要跳出打天下、坐天下的惡性循環？不就是要用仁義取代暴力成為主導歷史發展的力量，從而實現“仁者無敵”、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想嗎？只是由于孟子缺乏策略的考慮，同時缺乏外在歷史條件，使這一理想懸在空中，無法真正實現而已。儒學的價值就是堅持道德理想而不向現實妥協，我們為何要苛責孟子呢？

《孟子故事》之“孟子總贊”

　　其實不完全如此，儒學內部是存在不同派別的。我們知道，孔子去世后，孔門內部發生分化，其中曾子留在了魯國，講學于洙泗之間，較多繼承了孔子的仁學思想，他創立的洙泗之學被視為儒學正統，后世有較高評價?？鬃拥牧硪晃桓咦阕酉膭t離開魯國回到魏國，講學于西河之間，為魏文侯師。為滿足諸侯爭霸的需要，他不是一味固守師說，而是在繼承孔子禮學的基礎上，又吸收法的內容，將禮與法相融合。 

　　子夏所創立的西河學派表現出重視政治功業、重視現實功利的特點，雖對儒學有所發展，但又因為雜駁，被認為偏離了儒家正統，在以后的儒學史上評價不高。但是若就當時而論，西河之學的影響則遠在洙泗之學之上。子夏不僅為魏文侯所推重，而且弟子眾多，有李悝、吳起、禽滑釐、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其中，李悝著《法經》，被視為法家的創始人；吳起著《吳子兵法》，屬于兵家，但又輔佐楚悼王變法，故亦兵亦法；禽滑釐雖曾就學于子夏，但其后又成為墨家門徒；田子方、段干木雖可歸為儒家，但又拒絕出仕；公羊高、穀梁赤則主要從事經學傳授。故子夏的西河之學實際是以儒家為主，但又包含、容納不同思想的寬松的學術派別。 

　　近些年公布的清華簡中有多篇屬于《逸周書》，引起學界的關注。經過研究，學者一般認為《逸周書》應該是子夏學派為配合魏文侯變法編訂的著作，完成于子夏及其后學之手?！兑葜軙返闹黧w思想雖然是儒家的，但又討論了國家治理、用兵打仗等內容，屬于政治化、功利化的儒家。子夏的弟子有馯臂子弓，而荀子又非常推崇子弓，故儒學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譜系之外，還存在孔子—子夏—子弓—荀子一系。

　　孟子屬于心性化的儒學，故尊王賤霸，突出道德理想，而缺乏策略的考慮。荀子屬于政治化的儒學，故王霸并重，更多考慮了操作、應用的層面。我們看《荀子》一書，有《富國》《強國》《議兵》等篇，這些都是孟子所沒有涉及的。要想真正做到“仁者無敵”，除道德信念外，還需要有具體的制度設計，需要有策略的考慮，盡管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

　　作者簡介： 梁濤，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擔任孟子研究院秘書長，“荀子與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荀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儒家道統說新探》《“親親相隱”與二重證據法》《新四書與新儒學》等著作，其中《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獲多項人文社科獎。（本文刊載于《走進孔子》2023年第5期。本刊出版版權所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本刊文字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