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關于《大學》今古本的分歧，雖然集中表現在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但其之所以形成分歧，又是由《大學》形成之不同時代與研究者之不同的關注側重所決定的。因而，要弄清這一分歧的原委，也就必須從主張今本《大學》與主張古本《大學》之一種可以共同認可的基本前提出發。也就是說，作為儒家的經典文獻，《大學》無疑是希望通過個體之格致誠正以達到家國天下之修齊治平的目的。對于這一目的，無論是主張今本《大學》的程朱理學還是主張古本《大學》的陽明心學，都是不能反對的。因為這一點不僅是儒家的根本目標之所在，同時也代表著儒學的最高指向。
從這一基本前提與根本目標出發，那么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大學》可能屬于哪個時代？也就是說，《大學》究竟是春秋時代的作品還是戰國時代的作品？顯然，對于以“禮壞樂崩”為特征并具體表現為“君不君，臣不臣”（《論語·顏淵》）的春秋時代來說，當時的儒家是根本不可能為自己提出一個通過個體之格致誠正以達到家國天下之修齊治平的目標的。面對“禮壞樂崩”的現實，孔子也只是推崇以“仁”為代表的君子人格，并以之守護夏、商、周三代以來的優秀文化傳統；而對于以“守約”（《孟子·公孫丑上》）著稱的曾子而言，他甚至還不得不再退一步，將周公的“禮樂”、孔子的“仁”進一步內在凝聚并收攝為一種家門之內的“孝”，故有《孝經》之作。僅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從孔子之“仁”到曾子之“孝”，其實也就代表著儒學在春秋時代所能守護的傳統與精神。
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看法呢？因為一般說來，任務的提出與完成任務的歷史條件基本上是同時具備的，當一個任務還存在于遙不可及的未來時，人們是不會為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的。所以，作為“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可以視為曾子之三傳弟子的孟子，也就成為《大學》能否形成的一個時代標志與劃界標準。因為來自孟子的一段自述非常清楚地表明：直到孟子時代，天下統一的趨勢還沒有出現——不僅沒有出現，而且當時戰亂頻仍的時代格局甚至還存在著愈演愈烈之勢。比如司馬遷在概括孟子的時代格局時就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于是，這才會有孟子如下明確的議論：“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很明顯，僅從孟子所謂“平治天下”的斷言本身就是以“豫”的方式而提出這一點，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到了孟子時代，也還沒有出現所謂“平治天下”的跡象，因而也就根本不會提出一個從個體之格致誠正到家國天下之修齊治平的綱領。
從這一劃界標準來看，主張今本的程朱關于《大學》是“孔氏遺書”“孔子之言”包括所謂“曾子述之”之類的種種猜測，實際上都是缺乏歷史根據的。當然，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程朱這樣猜測的目的，其主要就在于提升《大學》作為儒家經典的神圣地位。但經典也必須是在它所可能形成的時代背景下才得以形成的，而絕不可能超越于它的時代之外。同樣，從這一標準出發，陽明心學關于《大學》之所謂體與用、本體與工夫之類的解讀思路也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作為解讀，同樣也不能超越出解讀者本人的時代限制之外（這一點也許更難以做到）。但對于以客觀性理解為指向的解讀而言，則又必須盡可能地向文本之客觀性靠攏，而不能以自己的時代視角來解讀另一時代的文獻，否則難免就會陷入所謂師心自用的誤區。
從這些情況來看，《大學》顯然不可能產生于孟子之前（包括孟子時代），那就只能是孟子以后的產物了。既然是后孟子時代的產物，那么其是否有可能出自秦漢儒者之手呢？這也同樣是不可能的。僅就秦漢之際的儒者——從伏生、陸賈、叔孫通一直到賈誼、董仲舒、公孫弘這些儒生來看，當時的儒者根本缺乏這樣的擔當精神。秦統一六國之后，其在焚書坑儒基礎上所形成的“以吏為師”之基本國策以及其所營造的文化氛圍，也從根本上限制著儒家去構思其天下統一之策。而在當時逃避征伐戰亂之不暇（比如伏生）的條件下，即使孟子本人，也不可能構思出一個關于家國天下之修齊治平的綱領來。
那么在這種條件下，《大學》究竟是何人所作、屬于誰、“訴求”于誰呢？這就成為對其文本之客觀性解讀所要澄清的第二問題了。
僅從《大學》所體現的時代背景來看，它是戰國即將走向終結的產物，而且也是明確寫給哪位能夠擔當統一天下任務的諸侯王的。而其具體表現，也就在于《大學》的一個基本甚或是底線性的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至于所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之類，才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普遍適應性的社會人倫要求。故而，如果說經過商鞅變法，當時的秦王朝就已經表現出了某種以法家之“耕戰”國策來統一天下的趨勢，那么與其立場根本對立的《大學》，也就只能出自孟子一系的后學了。因為面對秦王朝的武力征服及其虎狼之師，《大學》的作者也就必然要立足于儒家的人本立場與仁道原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一條儒家的統一路線。請看《大學》對于天下統一路線的呼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顯然是代表儒家提出了一條以“德治”“仁政”為基礎的統一路線。而這一點，恰恰也表現在作為《大學》之開篇的“三綱領”上：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大學之道”的說法，顯然直接源自《學記》；而所謂“明明德”，則又屬于儒家的傳統立場，一如《尚書·堯典》所強調的“克明俊德”一樣；至于“在親民”一說，也一如《尚書·堯典》所謂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之類。很明顯，所謂“在親民”一說，不僅是對“明明德”的落實，而且其本身也體現著“天下”之統一者——天子或諸侯對于“至善”的追求。顯然，這也就是所謂“大學之道”必須用三個“在”來緊密相連的原因，即從“明明德”到“親民”再到“止于至善”，幾乎可以說是一線相連、一理平推、一意貫通的關系。但在當時，能夠擔當而且也有資格完成這種統一任務的首要人選，必然是諸侯王。自然，這一點也就同時成為《大學》的主要“訴求”了。不過，如果從歷史實際來看，真正能夠完成這種統一任務的秦王朝，自商鞅變法起就已經決定了其“耕戰”的基本國策以及其武力統一的路徑，那么由“大學之道”所表現出來的“三綱領”也就只能產生于先秦?！洞髮W》還明確地堅持：必須在“明明德”的基礎上通過其“親民”的政策追求“至善”，表達了其與法家之“耕戰”國策的針鋒相對。自然，從事后來看，這實際上也只能成為儒家歷史性失敗的一首凄美的挽歌了。
當我們從時代所提出的歷史任務與儒家之傳統立場及其一貫精神來理解《大學》之形成時，源自程頤而又成于朱子的今本《大學》的錯謬也就非常明顯了。其錯誤也就表現在其具體的解讀中，至于程朱關于“《大學》乃孔氏遺書”的定位以及其關于《大學》“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劃分，自然已經無需再辨。僅從程朱關于“在親民”一句的理解與詮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對于《大學》形成之社會歷史背景的不解，以及其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某種改變或置換。比如，關于《大學》所謂“在明明德”與“在親民”之說，朱子曾征引程頤的看法并注解說：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朱熹：《大學章句》）
在這段注解中，朱子不僅把《大學》原本的“在親民”一說強行注解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而且其在后面還征引《尚書·康誥》所謂的“作新民”一說來證明自己的新說，從而認為“作新民”也就是“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熹：《大學章句》）。這無疑可以說是一種強行起解或強行作注，或者說程朱的今本不僅改變了《大學》之所以形成的時代背景，而且也改變了其所“訴求”的對象，即從擔當天下之統一任務的諸侯王變成宋代的青年學子了。但這一改變，同時又包含著程朱之今本《大學》對于中國思想文化的巨大貢獻。
作者簡介：
丁為祥，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關學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F任中國哲學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暨中華朱子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孔子學會陸九淵學會、王陽明分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出版《實踐與超越——王陽明哲學的詮釋、解析與評價》《熊十力學術思想評傳》《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朱子哲學視野的形成及其歷史影響的發生學考察》《發生與詮釋——儒學形成、發展之主體向度的追尋》《儒家主體精神探索》等著作，發表論文180余篇。
（本文刊載于《走進孔子》2023年第4期。本刊出版版權所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本刊文字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