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存古代典籍中，“諸子”一詞最早見于《周禮》。其所表示之意義，約有兩端：一指周代封建制度下的眾子爵之貴族，見《地官·大司徒》與《秋官·大行人》；二指周代“掌國子之倅”的職官，見《夏官·敘官》《諸子》二篇。西漢成、哀時期，劉向、劉歆奉詔“領校秘書”，并“奏其《七略》”，創立了典籍部類意義上的“諸子”概念，用以指稱與“六藝”經傳相區別的圖書門類。班固《漢書·藝文志》承繼其說。這種用法，在后世得到廣泛接受。清代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在界定子部書籍時說：“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仍然延續了劉歆的觀念。除圖書門類的意義外，“諸子”一詞有時也被用來指稱學者、思想家。最遲在西漢晚期、與劉歆同時的大儒揚雄那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情形。揚雄《法言·吾子》篇謂“委大圣而好乎諸子”，《君子》篇又設“或者”之問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等，便是顯證。
近代以后，“諸子”一詞的使用逐漸泛化，除過往已有的圖書門類、學者二義外，又滋生出學術流派義。在現當代大部分諸子學研究專著中，人們對“諸子”的界定，一般都是同時包括上述三者在內，認為它是指“周秦漢魏，特別是周秦之際、秦漢之際不同的學術流派、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學者及其著作”（郭齊勇、吳根友《諸子學通論》）。表面上看，這似乎和傳統時代所謂“諸子”沒有多大的差別；或者說，與之前后相繼，且在內涵上保持著較強的穩定性。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可以斷言的是，古今學人雖然共用“諸子”一詞，但二者無論是在指稱的具體人物、著作，還是背后蘊含的思想觀念方面，都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甚至可以說是兩相對立的。
就指稱的具體人物而言，現代學術語境中的“諸子”，包括從孔子或老子開始的、周秦漢魏時期眾多以“子”為稱的思想家。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1917）一文有“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韓非”之語，《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又謂“自老子至韓非，為古代哲學。這個時代，又名‘諸子哲學’”。在胡適的觀念中，老子、孔子、韓非，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皆屬于“諸子”行列。而上引兩則論述，很可能就是現代新“諸子”觀的創始。自此之后，無論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1935）、陳柱的《子二十六論》（1935）等諸子學研究專著，還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1931），除將孔子改列在老子之前外，均繼承了胡適的“諸子”觀。其與傳統“諸子”觀之最大不同，在于列孔子為“諸子”之一。從劉歆《七略》開始，一直到清儒章學誠、俞樾，除極個別學者（王充《論衡·本性篇》有“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的說法）外，均未將孔子計入“諸子”的范圍！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謂：“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其中，“夫子”與“諸子”的區分十分明顯。俞樾《諸子平議》雖對“諸子”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仍然堅守“孔子”與“諸子”兩分的傳統意見。即便是俞樾的弟子、民國初期影響極大的章太炎，在所著《諸子學略說》（1906）中也明確表示，“孔子刪定六經……其學惟為客觀之學……若諸子則不然”。
就指稱的具體著作來說，傳統時代的“諸子”是相對于群經、諸史而言的，且《論語》被列入“六藝略”或“經部”；現代語境中的“諸子”則指諸“子”家之著作，而《論語》則為“諸子”書之首。例如，蔣伯潛《諸子通考》（1948）明確說：“諸子之書，多弟子后學纂述其師說以成一家之言者。此風實自孔門纂述《論語》開之。故諸子之書，以《論語》為第一部。”對于《漢書·藝文志》“錄《論語》于《六藝略》中，錄《孟子》于《諸子略》中”的做法，蔣氏評之為“妄分軒輊，自亂其例”。他當然知道，列《論語》于“六藝略”，是《漢書·藝文志》以來的古老傳統，且“后世目錄亦皆入‘經’類，未有廁于諸子之列者”；但是，他仍然堅持撰寫《論語考》，作為《諸子通考》的首篇，并視之為對其父“考諸子之書，不及《論語》”的必要補充。顯然，至遲蔣伯潛撰寫《諸子通考》的時代，傳統意義的“諸子”概念，在指稱對象上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且基本定型。
揚雄《法言·君子》篇曾謂：“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如今，我們卻將孔子視同“諸子”，且不以為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們所秉持的學術觀念已經大異于古人。在傳統語境中，“諸子”一詞是為了建構“道術”體系、辨明“道術”正統而被特意發明的。所謂“道術”，即治理天下之大法。據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孔子刪定六經，“以紀帝王之道”，是唐、虞以來“圣帝明王”之“道術”的繼承人。“諸子”則“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之際，“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乃“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諸子”之命名，正是為了表明它們不足以代表“帝王之道”的正統，甚至是對圣人之道的偏離和背叛。
至于現代語境中的“諸子”，其背后隱含的觀念，與此已大不相同。正如陳柱在《子二十六論·原儒上》所言：“《漢書·藝文志》雖以孔子之六藝別為‘六藝略’，而不列于儒家，其在當時尊崇孔子則然；今就學術而論之，孔子亦當在諸子之列。”這里透顯出，將孔子列入“諸子”，是從“學術”的視角論定的。而所謂“學術”，主要是指思想與學說。1902—1904年，梁啟超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已有“孔、老、墨三分天下”的提法；后著《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1920）一文，則直言“古代學術，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同時及稍后的胡適、馮友蘭等人，列孔子于“諸子”，也是就“學術”（哲學）而言的。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時代背景，即面對異質而強大的西學，必須用新的眼光，對我國傳統學術進行整體的審視與省思，重新建構一個系統的、內容豐富的中國傳統學術共同體，以與西學相比較，或應對西學的挑戰，進而革新中國傳統學術。這一點在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一章總論”部分可謂三致其意。即便是現今致力于創建“新子學”的時賢們，也仍然處于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氛圍之下。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分析“諸子”概念的古今變化，并指出二者的不同或對立，不是為了反對在現代語境中繼續對其進行使用，而是希望研究諸子學或致力于建構新諸子學的學者們，對此一概念的古今之辨保持清醒的認識，明確“諸子”是漢代儒生建構的學術概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先秦眾“子”的概稱，進而避免在論述之中造成不必要的誤會。至于漢儒為何選取這樣一個容易被人“誤解”的名詞，其中是否別有深意，則俟另文詳論。
?。ㄗ髡呦岛幽洗髮W哲學互鑒與中國話語建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