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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海文:做中國哲學的三種“經典”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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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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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經典”是前人已經做成的中國哲學,“做中國哲學”是今人力圖做出中國哲學的新經典。作為本土話語體系建構的實踐方式及其目標期待,經典是“經典解釋”與“做中國哲學”的本土性之所在。首先,“格局”是“經典”的另一種表述,詩書是經典的文化載體,大道是經典的本真訴求,這是中國哲學共同體需要具備并強化的三種“經典”意識。其次,“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九部書或者七部書,“決不讀第二流以下的書”而是“必須讀第一流著作”,這是國學大師對于三種“經典”意識的現身說法。最后,盡性地打開格局,盡力地讀通詩書,盡心地傳遞大道,這是敦促我們將做中國哲學的三種“經典”意識落到實處。

    關鍵詞:經典;格局;詩書;大道;做中國哲學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編孟子正義”(22&ZD036)

    置身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兩創”時代,中國哲學共同體有必要重思“經典解釋”與“做中國哲學”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經典記載并傳承先哲有關人、社會、自然等最根本問題的思考,后人對于經典的解釋即是與時俱進地重溫并反省這些問題及其思考;另一方面,“經典”是前人已經做成的中國哲學,“做中國哲學”是今人力圖做出中國哲學的新經典。如果說“經典解釋”算是方便法門,“做中國哲學”算是究竟法門,中國哲學共同體如何“一心開二門”呢?“開”即是“解釋”,即是“做”,旨在通過解釋經典而達成做中國哲學的愿景,亦即當下的人們通過解釋既往的經典而達成做中國哲學的未來愿景。“開”之一字將“解釋”與“做”勾連起來,意在不斷警醒人們:唯有首先以繼承的謙恭態度進行經典解釋,然后以創新的激情做中國哲學,方能成就一則緬懷前人創作哲學經典、二則期盼今人創建哲學經典的本土話語體系。既然“兩創”時代的本土話語體系建構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之中,那么,“經典”意識的澄明與敞開就依然是我們重思“經典解釋”與“做中國哲學”的重中之重。

    一、格局·詩書·大道:三種“經典”意識

    作為本土話語體系建構的實踐方式及其目標期待,經典乃是“經典解釋”與“做中國哲學”的本土性之所在。“經典既是句號,又是驚嘆號,更是省略號。所謂句號,是指經典屬于并會終結既往的歷史時代;所謂驚嘆號,是指經典提出并會解答當下的社會問題;所謂省略號,是指經典敞開并會指向未來的心靈境界。”由此延伸,中國哲學共同體需要具備并強化三種“經典”意識:其一,“格局”是“經典”的另一種表述;其二,詩書是經典的文化載體;其三,大道是經典的本真訴求。

    為什么說“格局”是“經典”的另一種表述?格局有小有大,更需由小至大。《孟子·盡心上》指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大經典必有大格局,同樣是《孟子》此章的題中之義。正因此故,我們讀詩圣杜甫《望岳》中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孟子筆下的“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甚至想起古人說的“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蒙文通的《治學雜語》指出:“孟子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史亦然,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浩浩長江,波濤萬里,須能把握住它的幾個大轉折處,就能把長江說個大概;讀史也須能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格局”是“經典”的另一種表述,大經典必有大格局,這里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可謂一語破的!

    為什么說詩書是經典的文化載體?趙岐的《孟子題辭》指出: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且看《孟子·萬章下》所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告訴人們:一方面,三“斯友”不是從眾心理,不是劣幣驅逐良幣,而是《論語·學而》說的“無友不如己者”、《論語·子罕》說的“毋友不如己者”;另一方面,三“斯友”只是“批判的武器”,而“武器的批判”是誦詩讀書。正因武器的批判高于批判的武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卷八《孟子》指出:“《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案,見馬總《意林》。)《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孔子、曾子、孟子均將誦詩讀書視作后人心率古典、情深文明的必由之路,此乃毋庸置疑的事實;詩書是經典的文化載體,此乃不言而喻的常理。

    為什么說大道是經典的本真訴求?因為經典關乎最根本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簡而言之,經典即是大道。從“大道”的生產方式看,《禮記·樂記》指出:“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明圣者,述作之謂也。”譯文可作:“所以知道禮樂的實情就能夠創作,辨識禮樂的文采就能夠復述。能夠創作叫作圣,能夠復述叫作明。所謂明、圣,就是復述、創作的意思。”從“大道”的實現方式看,《禮記·大學》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譯文可作:“大學的常道,在于光明那個光明的德性,在于革新人民,在于止步于至極的良善。知道止步然后能夠固定,固定然后能夠平靜,平靜然后能夠安泰,安泰然后能夠思慮,思慮然后能夠自得。物理有根本、末節,事情有終結、起始,知道它們的先前、后續,就接近常道了。”從“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的生產方式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的實現方式,無不表明大道是經典的本真訴求,而這一本真的大道即是“禮樂”,即是“明明德”“親民”“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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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正氣:孟子》

    二、國學大師與經典的“禮尚往來”

    以上三種“經典”意識絕不玄虛,而是活潑潑地朗現于國學大師與經典的“禮尚往來”之中。這里略舉“后經學時代”的三個例子。

    所謂經典即格局,正如蒙文通的《治學雜語》所說:

    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與無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大不一樣。無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讀書有如做工者之以勞力賺錢,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則如為商者之有資本,乃以錢賺錢,其所得將無限也。

    所謂經典即詩書,錢穆的《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列舉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等九部,其《讀書與做人——香港調景嶺慕德中學演講詞》列舉了《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等七部。

    所謂經典即大道,正如徐復觀1959年發表的《我的讀書生活》所說:

    在浪費了無數精力以后,對于讀書,我也慢慢地摸出了一點自己的門徑。第一,十年以來,決不讀第二流以下的書。非萬不得已,也不讀與自己的研究無關的書。隨便在哪一部門里,總有些不知不覺地被人推為第一流的學者或第一流的書。這類的書,常常部頭較大,內容較深。當然有時也有例外的??磻T了小冊子或教科書這類的東西,要再向上追進一步時,因為已經橫亙了許多庸俗淺薄之見,反覺得特別困難;并且常常等于鄉下女人,戴滿許多鍍金的銅鐲子,自以為華貴,其實一錢不值;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還算得一點積蓄。這就是情愿少讀,但必須讀第一流著作的道理。我從前對魯迅的東西,對河上肇的東西,片紙只字必讀,并讀了好幾本厚的經濟學的書,中間又讀了不少的軍事著作;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還把日譯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種,拿它摘抄一遍。但這些因為與我現時的研究無關,所以都等于浪費。我一生的精力,像這樣地浪費得太多了。垂老之年,希望不再有這種浪費。

    蒙文通、錢穆、徐復觀是“后經學時代”的國學大師。蒙文通為什么惠賜“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的諄諄教誨?蓋因經典即是格局。錢穆為什么發布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九部書或者七部書的鄭重承諾?蓋因經典即是詩書。徐復觀為什么坦承“決不讀第二流以下的書”而是“必須讀第一流著作”的痛定思痛?蓋因經典即是大道。這幾位國學大師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滿無盡的溫情與敬意,他們與經典的這一番“禮尚往來”鮮明地體現了做中國哲學的本土話語體系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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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書選講》

    三、“小我”通過經典解釋而成就“大我”

    “小我”“大我”具有兩層含義:其一,從作為“一”的中國哲學共同體看,“經典解釋”屬于小我的行為,而“做中國哲學”屬于大我的行為;其二,從作為“多”的中國哲學從業者看,“經典解釋”屬于小我的行為,而“做中國哲學”屬于大我的行為。前者務虛,后者務實,要在虛功實做。“小我”通過經典解釋而成就“大我”,同樣要將三種“經典”意識落到實處。

    如何落實“經典即格局”?有一老生常談,就是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其實,它至少有四種講的方式:一是照著講,這是溫故知新;二是接著講,這是推陳出新;三是反著講,這是破舊立新;四是對著講,這是綜合創新。舉個例子,人們常說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打開經典的格局,乃因他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貢獻:一是溫故知新,重在“仁”的發揮;二是推陳出新,重在“仁義”的發展;三是破舊立新,重在性善論、養浩然之氣、孔子作《春秋》、距楊墨的發明;四是綜合創新,重在道統論的發端。孟子由思想者的小我轉變并升華為思想家的大我,這是值得我們今天反復咀嚼的范例。

    如何落實“經典即詩書”?說到底,詩書就是文獻,讀通詩書就是養成文獻學功底。做中國哲學就不需要扎實、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嗎?大哲學家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第十八講《宋明儒學概述》中曾說:

    一般人并不是聰明不夠,而是對文獻所下的工夫不夠,只是隨便引一點,發揮一下。這是不負責任的,不能算數的。這只是表現自己的聰明,主觀地發揮自己的一套,而不是作客觀的了解。所以我們必須提高理解程度,必須要通透。而這套工夫完全是學究的工夫,是急不得的,要慢慢來。當然我們不必像考據家那樣,到處去查資料、找版本,但是相干的文獻必須隨時注意。譬如講朱子的中和問題,凡有關中和問題的起碼資料都得一步一步地去了解。而這需要下工夫,工夫下得久了,每個概念自然會歸到其恰當的地位。我們通常在開始研究一個問題時,概念都是浮動,到后來才逐漸定住。但其實浮動的并不是概念,而是我們自己。概念本身自有其恰當的地位。因此,主觀的了解很難與客觀的原意相合。這種工夫非作不可,這樣才算學術,才能顯出一個客觀的地位。但是現代人誰肯去作這種工夫呢?大家都急著成名,大學剛畢業,就說孔夫子當年三十而立,我們現在到了三十歲還沒有立,要趕緊立。三十歲得到了博士,以為也得到了學問,就想出大部頭的書;事實上根本不行,才只是剛開始作學問。博士只是個入門,只表示你可以吃這行飯,并非表示你有學問。所以這些工夫一定要作。人到了三十幾歲,就進入了中年時期,既想成名,又想建功立業。中年人的事業心很重,心思容易分散。

    牟宗三講文獻的這一席話猶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小我”一旦讀通詩書,“大我”就能將文獻講成故事,將故事講成事故,將事故講成思想,將思想講成修養。此即在文獻中博觀約取,此即在文獻中深造自得,此即在文獻中盡心知性,此即在文獻中優入圣域。

    如何落實“經典即大道”?絕不抽象并淪為虛無,而是鮮活并盈滿生機,所以“道”成其為“大”。仍然以孟子為例:一方面,孟子講性善、養心,涉及人與自身的關系,以無欲則剛抵達美的境界,有助于我們的心態審美化;另一方面,孟子講五倫、平治,涉及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孝敬父母抵達善的境界,有助于我們的世態道德化;再一方面,孟子講愛物、無事,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以萬物生長抵達真的境界,有助于我們的生態自然化。心態審美化(美)、世態道德化(善)、生態自然化(真)是亙古不變、生生不息的人類大道!孟子(大我)念茲在茲,我們(小我)明辨篤行。圣凡同心同德、代代相傳,即是小我成就大我的自然歷史進程。

    綜上所述,“格局”是“經典”的另一種表述,詩書是經典的文化載體,大道是經典的本真訴求,這是中國哲學共同體需要具備并強化的三種“經典”意識;“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九部書或者七部書,“決不讀第二流以下的書”而是“必須讀第一流著作”,這是國學大師對于三種“經典”意識的現身說法;盡性地打開格局,盡力地讀通詩書,盡心地傳遞大道,這是敦促我們將做中國哲學的三種“經典”意識落到實處。“經典”的三種意識同時是三種氣概:格局是氣象,詩書是氣質,大道是氣度。“經典解釋”與“做中國哲學”需要有“事上磨練”的真實發力處,“兩創”時代的本土話語體系建構需要有“性上收獲”的切實增長點,而它們和本文彰顯的這三種“經典”意識必然唇齒相依、休戚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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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以載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

     

    作者:楊海文,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泰山學者特聘專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史。

    來源:《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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