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經典是中國最古老、影響最深遠的文獻，是中華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經典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精粹的內容，成為中華核心思想理念、傳統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載體，是我們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依據。在長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動中，經典涵養了中華民族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許多主張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時代、超地域的實踐價值。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第二個結合”），自然應當從經典入手，對經典中的“天下為公、講信修睦、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等觀念，進行深入闡釋和現代發揚，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更加中國化，也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加現代化。
關鍵詞：儒家經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第二個結合”
中國傳統學術都要關注和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儒家經學是典型代表。儒家經典是中華文化中最具根源性、典范性、權威性和永恒價值的文獻，可以幫助我們對很多現實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系統解答。儒家經典雖然在2 500年前就已經產生，但是他們所承載的精神文化、歷史價值是不會過時的。因為經典是經過歷史淘汰優勝出來被證明是“最有價值”“最具影響”的典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最精粹”的作品。他們不僅曾經照亮歷史的星空，也將點燃民族的未來。
一、經典是中華文化的根、魂、源
《文心雕龍·宗經》篇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經”就是“常道”，是永恒不變的大道，是永遠不過時、不會被修改的宏大教化?！端鍟?middot;經籍志》更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經典揭示了神秘靈驗的妙道、圣賢的智慧和功能，是用來呈現天地自然規律、陰陽變化法則，端正人類法紀綱常，弘揚道德倫理的。有機會，將其中的仁愛情懷發揚出來就能造福天下；沒有機會，用來修身就能使自己變得更好。學習經典將會不斷增益自己，不學習它就會日益枯竭衰落。主持大事業的人推崇經典，就會成就世代傳誦的功德；匹夫時時留意經典，就會受到王公一般的尊重。王者建立好的風尚，流傳赫赫英名，提倡優美教化，移風易俗，沒有不經由經典教育這條道路的。一句話，經典是記載宇宙法則、人類真理，開啟智慧之門，認識天地人物，成就個人德業，美化社會風俗的根本保證，是中華文化的根、魂、源。
首先，經典記載了中華民族2 500年前的歷史變遷、政治興替、軍事勝負、經濟盛衰、文化晦明等過往，是我們探尋中華上古歷史和文明的“根脈”所在?！肚f子》說：“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是“舊法世傳之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清儒章學誠也說“六經皆史”，是“先王之政典”。中華上古的歷史進程和文明狀態都是靠“六經”記錄下來的，因此，無論是漢代司馬遷修《史記》，還是今天我們要研究中華上古各方面的歷史，經典都成了必須首先引證、考述的對象。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提出理論創新的“根脈”和“魂脈”問題，魂脈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堅守“根脈”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守“根脈”就是“不忘本來”，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扎根越深樹干越粗壯、花果越繁茂。比如，幾乎我們每個姓氏都可追溯到黃帝之裔；我們文、史、哲研究遇到尋根溯源問題，都需到經典中找原始依據；遇到語詞則要從“十三經”和《說文解字》中找例證，這就是“不忘本來”和尋根理脈。如果只從后世文獻引證，那就是學無根柢?？涤袨?、梁啟超影響很大，但是章太炎并不認可他們，他在給廖平寫的墓志銘中說“君學有根柢”，不像某些末學膚受、拾人牙慧者，就因為他們沒有解經、缺乏根柢。我們當然不贊成“書不讀六朝以下”的古板說法，因為研究中古以下的歷史文化，這些典籍還是要讀的；但是，如果只引唐宋以后的文獻，甚至言必稱某子、某家，不追本溯源，這又缺少根柢。講上古史，講禮樂制度、文章爾雅、觀念發軔、思想淵源，必須從上古出發，回歸經典。
其次，經典記載了“天道、陰陽、禮樂”等三代信仰，這些觀念后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孔子在總結夏、商、周三代文化異同時說：“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夏、商、周三代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重心，夏人重視天命（自然法則），殷人重視鬼神（逝去的祖先，實質上是陰陽），周人重視禮樂（文明秩序），分別告訴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現在該怎么辦，從而解決了終極關懷、臨終關懷和現實關懷問題。后來《荀子·禮論》篇也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這就形成了“天地君親師”這一中國人的共同信仰?！吨芤住酚?ldquo;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吉兇—大業”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陰陽）”等宇宙觀；《論語》《中庸》記載了“仁、智、勇”等君子人格，完成了中國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孟子》還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倫理守則和道德修養；《周易》有“天下和平”，《禮記·禮運》有“大同”“小康”等天下觀；《孟子》有“民貴君輕”，《古文尚書》有“民為邦本”的政治觀念；《周易》有“中正”，《論語》《中庸》有“中庸”“中和”及“和而不同”等處事原則；《大學》有“格物致知”，《論語》有“學以致其道”“學而時習之”等認知方法。可見，儒家經典分別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為我們構建了探索宇宙、認識世界、平治天下、治理社會、修養自身的觀念、方法和精神標桿，鑄就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和靈魂信仰。
最后，經典還是中華教化之源。經典中記載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時期的庠、序、學、校、成均、瞽宗、太學等教育機構，還記載了三老、五更、師儒、樂正等傳道授業之職，特別是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自后“六經”教育便成了中華民族重溫歷史、傳承文明、開啟智慧、造就人才的主要憑據。經典深深地影響著其后中國2 500年的歷史特征及基本走向，是“六藝”或“十三經”教學開啟了中華民族注重教育、崇尚文明的“治教并重”的源頭。這就形成后世中國士大夫寫文章要“引經據典”，講修養要“知書達禮”，治理國家要“文明禮順”，科舉考試有“明經”“進士”，對話辯論有“子曰詩云”等共同推崇和遵循的雅尚追求。宋代有人在蜀道驛館壁上題寫：“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此話正是就此而言的，因而得到朱熹的大力贊賞，我們現在也還深表認同。如果沒有孔子刪定“六經”并用來教學，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就不會得到如此連續的傳承，中華文化也就會黯淡無光。
儒家經典作為中華文化的根、魂、源，尤其是作為中華教化之源，事關中華文明的延續、創新和中華文化的統一、和平，特別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首先要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最根本、最源泉、最精微、最關鍵的內容相結合，儒家經典自然首膺其選。
二、經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
從現實需要來看，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必須知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具體內容有哪些，而且“身”在何處。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問題，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特別設定“主要內容”一節，包括“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中華傳統美德”，以及“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中華人文精神”。該文件在描述這些主要內容時，使用了40多個成語、熟語、習語、概念，大多數出自儒家經典文獻。具體來講，見于《周易》的有8個，見于《論語》的有16個，見于《左傳》《國語》的有6個，見于《禮記》的有4個，其他見于《老子》《管子》《莊子》《孟子》《漢書》《周書》（或《宋史》）以及后賢張載、岳飛、顧炎武（或梁啟超）、鄭觀應（或孫中山）等各一兩個。可見，中華核心思想理念、傳統美德、人文精神，主要見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無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和集中體現。
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真正結合，必須解決形上與形下、哲學與社會、理論與實踐等問題，必須與中華民族固有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進行有機結合。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這就具體指明了中華民族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就是以“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為代表的優秀理念。
對儒家經典稍有修養的人都會知道，這十個詞語也同樣載于儒家經典。如“天下為公”出自《禮記·禮運》，“民為邦本”出自《尚書·五子之歌》，“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革故鼎新”出自《周易·雜卦傳》，“任人唯賢”出自《尚書·咸有一德》，“天人合一”出自張載《正蒙·乾稱》對《周易》的闡釋，“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出自《周易》中《乾》《坤》二卦《大象傳》，“講信修睦”見于《禮記·禮運》，“親仁善鄰”見于《左傳·隱公六年》。
大致而言，“天人合一”“革故鼎新”屬于宇宙觀，是關于我們所處空間、時間及其規律的認識，具有終極關懷、形而上學的價值；“天下為公”“民為邦本”“親仁善鄰”是天下觀，是關于我們所處時代、群體及其規則的認識，具有形而下學、現實關懷的價值；“為政以德”“任人唯賢”是社會觀，是關于我們所處社會及其管理的認識，具有安邦治國、兼善天下的價值；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屬于道德觀，是關于我們自身修養提高、個性圓滿的問題，具有個人層面、成德成業的價值。這些理念涉及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多個方面、多重知識和多個學科，“第二個結合”當然要關注這些話題、解決好這些問題。
三、經典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資源
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更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創新“中國道路”的探索者。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創新了“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和模式，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經濟建設實際相結合，創新性提出“以先富帶動后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新時代中央領導集體又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中國夢。
2018年5月4日，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又于《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兩個結合”的概念，強調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22年，中國共產黨人正式將“兩個結合”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中。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于《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更明確指出：“‘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結合’不是硬湊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與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馬克思主義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中華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都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這篇重要講話從理論和實踐等方面，系統闡釋了“第二個結合”的具體內容和總體要求。
從歷史上看，儒家文化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荀、揚、韓、周、張、程、朱、王等人的學說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從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19世紀法國及英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等西方文化背景中發展創新而來的，但是人民本位的政治學和文明理性的歷史觀卻是相同的，因而存在彼此契合、互相結合的可能。“彼此契合”就是兩者相似、相通或相同，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或生搬硬套。郭沫若在《馬克思進文廟》一文中曾經揭示，馬克思注重現實、注重民生，儒家也注重“利用、厚生”；馬克思以人民為本位，儒家也奉行“民本”原則；馬克思提倡共產主義，儒家也提倡“天下大同”。推而廣之，馬克思的“社會革命”學說，也與儒家“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致；馬克思提倡辯證唯物主義，儒家提倡“中庸”“無過無不及”“無可無不可”“時中”等等，兩者亦有可通之處。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那么徹底、持久”，原因就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多契合之處。兩者“殊途同歸，百慮一致”，都有一個讓人民共同幸福的偉大目標。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揭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契合所在，也指出了“第二個結合”的具體著力點，即“天下為公、講信修睦、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強不息”，這也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被定義為中華民族共有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的詞語。如上所考，這些詞語分別見于《周易》《尚書》《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由是可見，中華民族“四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處，都載于儒家經典；這些精神實質都已經化為中華精神，鑄為民族共識，引領民族未來，具有歷史性、現實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培育中華民族“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的主要力量，源于儒家經典的涵育和陶冶。
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如唯物辯證法、群眾史觀，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現代闡釋，使其具有鮮活的現實價值；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更加具有中國性、民族性和本土性。這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任務。也就是說，要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出現代形態，使馬克思主義這一外來文化變成適合中國的本土文化。比如“民為邦本”和“為政以德”，要求各種制度建設和法令建設建立在為人民謀幸福、為執政者定規矩的基礎上，為民眾謀其利，為天下去其害，這就足以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找到更多的知音，扎牢更深厚的根基。
關于“人民本位”，當年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就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后來他又在《論聯合政府》中再次強調：“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自后“為人民服務”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成了黨和政府的崇高信念和響亮口號，并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新時代，“人民本位”也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一貫宗旨，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在儒家經典中，也不缺乏重民、親民和裕民等思想。如《尚書·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統治者據為執政合法性的“天命”“天聽”“天視”，都源于人民?！蹲髠?middot;桓公六年》載隨季梁說：“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又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將人民的利益擺在首位就是有道之君。“忠于民”，應該是“忠于人民”的最早出處。“民為神主”，應該是“民主”的中國表達?！蹲髠?middot;襄公十四年》又載晉師曠之言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欲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也!”天生萬民而立君以管理民眾，不使他們失去天性。這應該是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早期版本?！蹲髠?middot;文公十三年》又載鄭文公之言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先民后君，民貴君輕，與民同樂，“民”是一切政策、利益的出發點。
《荀子·哀公》篇引孔子回答魯哀公問“居安思危”說：“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荀子·王制》篇又有：“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荀子·大略》篇又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無論是立諸侯或是任官職，都不是為了尊貴他們的爵祿，而是要在此職位上的人推行養民愛民政策。在儒家經典中，人民不僅是利益主體、為政基礎，還是天地之心、正義準則、權力主人。“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是要還權于民，讓利于民，考績于君，責成于官，這才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民本”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最成功的成果?，F在的任務是要不斷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拉近領導與群眾的距離，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民生問題。所以，以人民為本位，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關于“為政以德”，也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考慮的問題，也是在現階段傳承發展傳統治理思想最為迫切的需要。在革命年代，為了打倒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一切反動派，必須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此我們走的是暴力革命、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路，面對窮兇極惡的敵人，容不得我們半點心慈手軟，更容不得溫文爾雅。故而毛澤東同志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是當時形勢的需要，也是被反動派逼迫出來的。在改革開放初期，甚至在共和國建設初期，我們要與國際、國內各種人謀合作、打交道，也存在斗智斗勇、爾虞我詐等現象。要在體制內搞改革，前無古人，外無借鑒，所以不得不在實踐中學習、總結、推廣、提高，也難免遇上“發展中的煩惱”，出現道德滑坡、誠信缺失、家庭不穩、社會撕裂、是非顛倒、價值觀紊亂等現象，在官場也會出現貪污腐敗、濫權亂政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視，長期放任“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等現象發展，就會出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的嚴重后果。
有道是“詩書傳家久，忠孝繼世長”，只有注重經典傳誦、文化傳承、道德修養，才會“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贏得“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甚至“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等最佳效果。因此，要傳承和發展中華傳統美德，提高人們的德性修養，增強個人素質，凝聚向善向上的力量，使人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真正做到自覺自律、君子慎獨。于是，儒家提倡的“克明俊德”（《尚書》）、“在明明德”（《大學》）和“進德修業”“崇德廣業”“盛德大業”（《周易》）等德教主張，就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了。
中國自孔子以來流行的“經學”正是隨著時代變遷，對經典文本進行不斷闡釋創新，尤其是思想性闡釋，從而實現為現實服務、對歷史負責、給文化添彩的目標的。我們通過對儒家經典中重德言論的歸納和提煉，可以為當代中國人“尊道德，重道德，講道德，守道德”的實踐服務。如用“孝悌忠恕勤”提升個人品德，以“溫良恭儉讓”改善家庭美德，以“恭寬信敏惠”提升職業道德，用“仁義禮智信”培育社會公德，用“天道命性情”協調天地大德。這樣實行，就可以將儒家的傳統美德與我們個人私德、社會公德和天地大德的修煉結合起來，使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得到改善，以促進我們身心健康、家庭美滿、事業成功、社會和諧和生態文明，使“沛然德教，行于四海”的理想在現代社會得以實現。人人講道德，個個守道德，上下都有德，彼此敬道德，從而真正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當代理想。
此外，《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指出：“‘結合’筑牢了道路根基。”“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結合’本身就是創新，同時又開啟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第二個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梁啟超在總結有清一代學術走向時曾經指出，清儒第一代學術人物力求回歸到程朱理學，對于陽明心學是一次解放。后來乾嘉考據學主張回到東漢古文經學，又超越宋明理學實現新的解放。后來常州學派今文經學興起，主張回歸西漢，這對于東漢古文經學又是一次解放。到了晚清、民國，廖平、蒙文通等人又主張回到古史時代、先秦時期，推翻漢代經學以來的一切條條框框，又是一次徹底的解放。
還要深刻認識到，“‘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20世紀末，李學勤先生領銜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走出疑古時代，確立了夏商周的信史地位，使學術回到夏商周，這又是一次解放。21世紀初，又進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大面積考古，將中華文化的歷史往前追溯，確定“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實性，確立中華文明的自主與交流融合發展的主體性，這無疑又是一種創新。“第二個結合”要結合到中華文明的本體性上來，這才是結合的最終目的。從五四運動后主張“全盤西化”，到改革開放后大量引進外來文化，我們還需要對引進的外來文化進行鑒別、吸收、消化、轉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
要有效實現“第二個結合”，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思想解放”和“主客關系”。思想解放，含義至廣，作用至大，實質是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及其經典的態度進行大轉彎、大變通、大改觀、大移位。要變無用為有用，轉落后為先進，改絕裂為傳承，化腐朽為神奇。“主客關系”，是要處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主客體用、根脈魂脈之間的關系。李學勤先生曾經說過，中華文化的主體是儒學，儒學的主干是經學，經學的基礎是經典。在當下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便是要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其路徑是：以經為根，以史為干，以諸子百家、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為花果，厚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基。
大致而言，我們首先要將上引中央文件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所重點揭示的載于經典的中華核心思想理念、傳統美德、人文精神和中華民族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內容，進行深入闡釋和大力弘揚，同時要對儒家經典中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相印證、相補充的內涵進行最大限度的挖掘，還要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吸取歷代經學的成功經驗，對儒家經典從體系構建到文本闡釋，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研究和傳承、弘揚，從而構建起經典新釋、圣心相映的新經學大廈，以達到返本開新、經世致用的效果。
四、結 語
儒家經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傳承發展的根脈，是中華民族化民成俗的力量源泉，是中華文化信仰的靈魂所系。經典以其豐富的內涵，成為中華核心思想理念、傳統美德和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主要依據。經由經典培育出來的中華民族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資源，特別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民為邦本”“為政以德”“和而不同”“天下和平”等觀念，更是在治國理政中首當講求的。中華文化因經典而美，“第二個結合”也缺經典不行。經典普及，勢在必行；經典新釋，刻不容緩！
作者：舒大剛， 海南大學人文學院、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儒學、 文獻學。
來源：《天府新論》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