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體性問題，是一百多年來中華文化發展道路上不斷觸及的問題。不同時期的“古今中西之爭”，實際都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這樣的問題意識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文化變遷中不斷浮現出來，經常出現在理論界的各種爭論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維度，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維度，直接回應并深刻闡釋了這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揮之不去的文化主體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論述，是對黨領導人民百余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文化建設成就與經驗的深刻理論總結，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推動文化傳承與發展、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思想指導，充分展現了文化自信、開放包容、守正創新的文化主體意識與文化生命力。

文化主體性不是一種封閉的、固守的、僵化的歷史規定，也不是套用本土與外來之間的主次、體用關系所能描述的。文化主體性是一種具有文脈自覺、進行自主創造、達到超越維度的文化生命意識。作為文化意義上的堅定自我，它具有歷史性、創造性、超越性。沒有歷史性就沒有文化身份認同，沒有創造性就沒有文化生命力，沒有超越性就沒有文化主體的理性覺醒，容易停留于經驗或地方性知識。

中華文化的現代化有一個文化主體性的重建過程。重建不是推倒重來，而是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以新的文化形態再生。中華文化在殷周之際開始了人文道德覺醒，出現了內在超越意識，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不斷自我更新。歷史上，周孔所代表的文化生命，經過歷史變遷，吸收了佛學義理，以宋明理學形態出現，就是一種文化主體性的重建，體現了中華文化守正創新的生命力。晚清以來，中華文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文化主體性面臨更加嚴峻而深刻的重建課題。但無論是“中體西用論”，還是“全盤西化論”，理論上都存在嚴重缺陷，實踐上都失敗了，因為它們都沒有很好把握文化生命的規律。“中體西用論”無法擺脫文化中心主義窠臼，“全盤西化論”則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則通過“兩個結合”激活了中華文明，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激活了中華文明內在的文化生命，有力推動了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建。

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以中國的“文藝復興”還是以中國的“啟蒙運動”來詮釋，都代表了一種自強不息的文化生命意識的覺醒。從最后的“倫理覺悟”到馬克思主義帶來的“偉大覺醒”，構成了一個“覺醒年代”。然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表明，真正的“偉大覺醒”不是一個年代，而是一個漫長的世紀。只有經歷一次又一次歷史危難，經歷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實現一次又一次文化創造，我們精神上才能不斷從被動走向主動，走向理性的自信、包容與成熟，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才能通過“兩個結合”而逐步重建，我們才能造就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那么，馬克思主義為什么具有這樣強大力量推動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建？首先，因為馬克思主義對西方文明與現代性具有批判性、解構性，在克服西方文明的局限、抵御資本主義現代性野蠻、防止文化殖民主義侵入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有利于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建；其次，馬克思主義在批判封建殘余文化、肯定科學與民主、揭示現代化規律等方面則可以引領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建方向；再次，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新人文主義，其文化價值觀更符合中國人的文化理想，在其中國化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實現了與中華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

黑格爾說，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毛澤東同志說，“學”不分中西，基本理論是中外一致的。中華文化具有天下道理的關懷與形而上傳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將人的意義安放在人世間，與馬克思主義一樣，追問人類社會普遍規律。馬克思主義則在工業文明時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批判原子個體主義與西方現代性的異化，強調人的價值實現的社會歷史過程，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樣的人文理想，比自由主義更符合中華文化價值。在這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現實性上是社會歷史存在。離開社會性和歷史性，就沒有人的文化性。中華文化仿佛就是接受這個思想的天然溫床。中華文化強調以文化人、學以成人，講的就是人的社會化和歷史化過程，將自然生命提升為道德生命，成為一個文化主體。在這里，人的道德生命實踐是一個社會歷史的文化過程，既是一個修齊治平過程，也是一個贊天地之化育過程。這種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的道德生命意識與文化主體精神，就與自由自覺創造歷史、改造社會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相貫通了。因此，早期共產黨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很快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想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道德理想主義融合起來，就不是偶然的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重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倡導永久奮斗為第一政治道德，強調改造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完全符合中華文化的內在邏輯。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人文主義逐漸被國內知識界所熟悉。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到，馬克思主義試圖超越西方現代性的緊張關系，實現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實現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斗爭的真正解決。但是，這樣一種新人文主義，在西方文明內部缺乏土壤，而在中華文明中有其文化基因。中華人文精神，強調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天人合德的關系，人與人之間是同心同德的關系，強調民胞物與、一體同仁的關系。正是由于這兩種人文精神的相通性，才可能理解中華文化主體性為什么可以通過馬克思主義而激活，通過馬克思主義而重建；正是由于這兩種人文精神在長期的文化實踐中已經有了融通的基礎，我們今天才能提出“第二個結合”，并在黨的創新理論中得到強有力的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但從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整體實力來看，由于長期的學科壁壘、知識結構缺陷與學術包容度不夠，知識界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思想性學術人才嚴重不足，學理闡釋創新跟不上黨的理論創新步伐，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還任重而道遠。“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是我們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開了更加廣闊的文化創新空間，必將打破學科壁壘與學術藩籬，堅持文化自信、開放包容、守正創新三原則，推動文化傳承發展，進一步鞏固和壯大中華文化主體性。

 

作者：李文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