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故宮博物院，就如邁入了一幅多姿多彩、不斷延展下去的宮廷畫卷：有的人，傾心于東西六宮精巧的陳設；有的人，鐘情著內廷園囿雅致的格局；還有的人，則沉醉于古建遺風滄桑的氣息……
停步在故宮博物院的常設文物專館，一件件奇珍異寶正呈現出曠世之美，它們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物證。不時有人驚呼，這些精美的文物藏品，究竟是怎么傳下來的？
進到故宮博物院西側的一排平房里，我們找到了答案。這里沒有游覽區的熙攘喧鬧，每過一段時間，便有一批文物被送來此處，有的經歷風霜雨雪，飽受“病害之苦”；有的長期原狀陳列，急需除塵保養。在這里，一代代文物修復師，日復一日地用他們的匠心妙手，為一件件文物“祛病延年”。
“走過近百個春秋，故宮博物院現擁有186萬余件珍貴館藏，包括古書畫、古器物、宮廷文物、書籍檔案等。”故宮博物院文保修復部主任屈峰說，“文物保護修復學科與醫學相似。醫學關注的是人的健康，文物保護修復則關注文物的‘延年益壽’。更好守護中華文脈，保護、傳承、弘揚文物所承載的文化價值，我們責無旁貸。”
他們手上 將古法與今術融會貫通
鑲嵌修復組組長孔艷菊的工作臺上，除了刻刀、鑷子等工具，還擺放著一本《中國鳥類觀察手冊》。
“做文物修復，怎么還學觀察鳥??？”記者好奇。
“修復鑲嵌文物，需要了解文物上面缺失部分的圖案。之前我們修復了一件點翠的花鳥掛屏，通過對該文物上的羽毛進行顯微觀察，發現它們分屬不同鳥類。因制作工藝不同，出現的病害也不一樣。只有不斷研究學習，才能保證修復的正確和合理。這本工具書，可以幫助我更好了解鳥類知識。”孔艷菊笑著說。
什么是鑲嵌文物？“鑲嵌，是使用寶玉石等多種材料在金屬、漆器、木器上進行裝飾的一種傳統技藝。鑲嵌材料包括寶玉石、貝殼、牙角、木材、金屬等。”孔艷菊介紹，當前，故宮博物院院藏的鑲嵌文物，主要包括百寶鑲嵌、花絲鑲嵌、翎羽鑲嵌等7類近15萬件，許多都需要保護和修復。
此前，孔艷菊與小組成員修復了一對花梨木嵌玉石人物頂豎柜。該文物屬清早期，因時間久遠、膠黏劑老化等原因，造成嵌件缺失嚴重。修復的難點在于將修補材料制作成合適的嵌件，實現補缺的部分與原件完美匹配。于是，孔艷菊和小組成員以兩個柜子互相參考，將所有零部件按照原件殘留的膠黏劑痕跡，繪制輪廓，確定形象，然后再將每塊局部剪下，下料、切割、鎪形、拼接、雕刻，最后完成了修復工作。
“做鑲嵌修復工作，首先要了解文物的制作方法，熟練掌握多種傳統技藝，才能在傳承古法的同時使用相匹配的修復材料，對文物進行科學合理的養護與修復。當前，我們小組已經發展到12人，年輕人的加入讓修復工作充滿了青春活力。我常對他們講，想成為一名合格的鑲嵌文物修復師，必須打牢基本功、勤于思考、不斷總結。文物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承載的文化價值，想講好它的故事，只有努力了解它、親近它，才能理解它、讀懂它。”孔艷菊說。
拿起桌上暗紅色的直角尺和小刀鋸，木器修復組副組長劉愷翻來復去看了又看：“我們小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新來的人在正式開始接觸木器文物前，都要先掌握木工的基本功，通常是親手制作這樣一套木工工具。”
“親手制作工具，最能體現你對木材的認識水平和基本功的掌握能力，只有真正動起手來，你才能了解將要面對什么，才會思考怎樣實踐。”劉愷說。
這段時間，劉愷正致力于修復一件清代的黃花梨翹頭案。以前曾有專家認為該文物屬于明末清初時期。但在修復過程中，劉愷借助新技術發現該文物采用了木質包鑲工藝，“通俗來講就是工匠在制作家具時，內部會使用一些柴木（比如松木、楠木、柏木），外面則以名貴的硬木（比如紫檀木、黃花梨木）包裹鑲嵌在家具表面。在清宮中，這種工藝大體上是從乾隆時期才開始大量出現的，以此為依據，我認為這件文物更可能是清中期以后的”。
“看來做文物修復，不光是修修補補，還得不斷學習、不斷研究。”記者感嘆。
“做這一行，不僅要具備精湛的修復技術，還要掌握豐富的文物知識。”劉愷頻頻點頭，“這些年，我們小組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借助科技力量。前段時間我們還和林科院木材鑒定中心商談，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手段量身定做一套智能木材鑒定識別系統，為我們在文物修復中材質的判定提供更多參照與依據。”
在有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鑲嵌修復組成員鞏天舒正在實驗室成員王允麗的指導下，探究為何清代服色“明黃色”沒有固定色度值？通過染制大量實驗樣品，鞏天舒發現受制作工藝和光環境影響，顏色可能存在偏差。“我對文物有了更深理解。”鞏天舒說。
“文物修復既不能照搬傳統經驗，也不能依賴先進技術，而應把二者融會貫通，方能‘對癥下藥’。如今，團隊的年輕人都秉持一種精神——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谶@種嚴謹，他們一定能走出更美好的未來！”王允麗說。
他們眼中 學好技藝更是文化傳承
漆器修復組組長閔俊嶸，常常會想起自己的師父張克學。“我的基本功是老師一點點教會的，最初從小物件的局部開始，刷漆、打磨、貼金……等到手法熟練了，再上手修復雜的文物。如此循環往復，春去秋來。到現在，我依然覺得漆器修復是一個深不可測的行業。每修復一件漆器時，都面臨不同的挑戰。”閔俊嶸說。
他舉了一個小例子：故宮博物院收藏了豐富的漆器，藏品達兩萬余件，其中包括古琴等樂器，現藏有古琴80余張，多為珍品。想要修復一張古琴，是不是學好高超的修復技藝就足夠了？
“遠遠不夠！《髹飾錄》里有一條修復原則——可巧手以繼拙作，不可庸工以當精制。”閔俊嶸解釋，“通俗來講就是：修復一件文物，必須達到一定水平才能做。達到什么水平？不光要研究它的工藝，也要研究與它相關的技藝。所以如果不會彈琴，又怎么能去修琴呢？”
閔俊嶸修復的第一張琴，名為“萬壑松濤”，當時，他不僅找董春起老先生學彈琴，還遍訪各地斫琴老師學做琴，直到大家都認可了他的制琴工藝和彈琴水平，這才真正上手修琴。“老一輩漆器修復師心里始終有桿秤，水平不夠，寧肯不修，這樣才能避免文物受到損害。”閔俊嶸說。
憑借這樣的態度，自20世紀50年代起，一代代漆器修復師用傳統髹飾技術修復了太和殿金漆寶座、古琴峨嵋松等一系列重要漆器文物；復制了皇極殿金漆寶座與屏風、元代張成造剔紅梔子花圓盤等漆器文物。一方面有效保護了大量珍貴的漆器文物；另一方面也使傳統髹飾與修復技藝得以保存延續。
多年過去，閔俊嶸的身份已經完成了從徒弟到師父的轉變，如今的他，也把從師父手中學到的技藝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小組成員。2015年成為漆器修復師的徐婕，正跟隨閔俊嶸學習古琴修復技藝。閑暇之余，她也會彈奏幾曲，陶冶心情。“古人云，琴有九德，奇、古、透、靜、潤、圓、清、勻、芳。我們小組現在剛好有9名成員，就好比這九德，秉性各不相同。但想把琴彈好，就要把自己技術的特點發揮到極致，才能更穩更快地跟上前輩們堅實的步伐。”徐婕笑著說。
金石修復組成員尹航，不久前剛剛完成了文物“葉紋鏡”的保護修復。這面戰國時期的銅鏡，鏡面已碎裂為十二塊，有缺失，亟待修復。“在故宮博物院，如果想對一件文物開展修復，必須先設計相關方案，方案里不僅要包含修復方法及修復材料，還要寫明工作計劃和修復目標，再請專家進行評審。評審過程中，專家會針對存在的難點提出問題，只有方案制定人全部解答無誤，才能獲批修復，這一過程可能持續幾個月。”尹航笑著說，“不過大家都打心底里認可，故宮博物院的高標準、嚴要求，有助于我們更好成長。”
想練就“天衣無縫”的手藝，就得做好“十年磨一劍”的吃苦受累準備。尹航說：“像我2015年來到這里，必須過完一年的實習期后才能逐漸開始接觸文物。實習期間，要先學習制作復制品，從而加深對文物的認知，還要練習作色，訓練對銅色、銹色的感覺。”
如今，尹航已經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青銅器修復及復制技藝”的第六代傳承人。對她來說，非遺技藝傳承離不開老一輩人言傳身教，“在故宮博物院，只要徒弟們想學，師父們都傾囊相授。我們可以沿著師父們的足跡一步步前行，在傳統技藝的基礎上結合新的理念、新的技術，找到最合適的材料和方法，從而把文物保護修復工作做好”。
在挑戰中成長，在壓力下突破。如今，團隊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上，盡顯活力滿滿。8月23日，預防性保護組成員李根收到了一個好消息，他的“基于多重散射理論的古代瓷釉反射光場模擬”課題，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去年申報沒有通過，但老師們都鼓勵我耐下心來，好好想想理論模型構建是否完善。于是我重新梳理項目的整體設計邏輯，結果還真找出了理論推導方面的一個錯誤。修正后，我又補充了新的研究進展，今年果然成功了。”李根說，“有了好的引路人，我相信自己能把文物保護修復做到更好更到家。”
他們心里 弘揚中華文化使命在肩
見到書畫臨摹組副組長陳露時，她正對臨摹的《胤禛妃行樂圖》進行細節描繪，這幅畫，她已經臨摹了近兩年時間。
“臨摹在文物保護修復中發揮了什么作用？”記者問。
“書畫文物最終會隨著時間而消逝，臨摹要做的就是將書畫文物的壽命延長，讓千百年后的人依然可以欣賞到它們的原貌。臨摹的產生與發展，對延續我國古代書畫的歷史、保護我國古代燦爛的物質文明發揮著重要作用。”陳露細細道來。
臨摹，實際自古有之。歷朝歷代都有畫師對古書畫臨摹復制，像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等古書畫，雖真跡已無傳，但我們還是能從古代摹品中品味古人精湛的繪畫技藝和深邃的藝術思想。
要做到與真跡一模一樣，絕非易事。做絹、勾稿、定墨稿、設色、調色、摹字、鈐印，“每一道工序的目標都是為了最大限度接近原作，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去研究。”陳露說。
2011年，“古書畫臨摹復制技藝”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也是在同一年，陳露加入了故宮博物院。如今，她已成為該技藝第三代傳承人，書畫臨摹組也發展到10人，基本是80后、90后。
“當文物不方便展出時，我們臨摹的復制品便能代為展出，一方面推廣古書畫臨摹復制技藝，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各個時代的臨摹作品向觀眾系統普及中國美術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陳露言語中透著一股沉穩篤定。
保護歷史文物、弘揚中華文化，團隊的每一個人都感到使命在肩、責任重大。
在囊匣制作組副組長張晶晶的工作臺上，記者看到了各式各樣的囊匣，不僅有仿制清宮舊藏的幾式筆匣、如意云頭函套，也有創新設計的、兼顧展儲一體的冠帽囊匣等。
囊匣作為文物的附件，過去受關注度較低。這些年，在張晶晶等人的努力下，“宮廷傳統囊匣制作技藝”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甚至喜愛上這一傳統技藝。
“在傳承傳統技藝的同時，我們積極對傳統囊匣結構進行改進，并將無酸紙、半透明保護紙等新型文保材料應用于囊匣的配置中。”張晶晶說，“傳承而不守舊，深入挖掘技藝背后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歷史價值等，有利于傳統技藝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可以推動文物保護更為深入、科學。”
沿著中軸線，行至神武門，《廷壁生輝——清宮舊藏掛屏展》正在展出。“紫檀木邊框百寶嵌明皇試馬圖掛屏”“弘歷梅杏軸”……一件件經團隊成員保護修復過的掛屏文物，正在向游客展示著清代宮廷屏風的考究典雅。不時有游客感嘆，能近距離欣賞到如此精美的文物，此行太值！
“文物保護修復是多學科交叉滲透形成的一門學科。它需要像100多年前醫學引入科學實驗室方法一樣，應用現代分析檢測設備和技術，借鑒當今其他學科完善的理論構架，來建起自身的體系。我們正積極依托故宮博物院的英才計劃、太和學者計劃等人才培養項目，切實加強故宮博物院學術帶頭人和科研人才后備力量建設。目前，故宮文保部門已經擁有150多位優秀專業技術人才，他們用匠心妙手，讓人們看到更多‘健康’的文物。”屈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