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德治文化資源，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處理德治和法治的關系、塑造治國理政的東方治理模式意義重大。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秉承以德為本的治國理念，主張為政以德，正己正人，德主刑輔，不僅注重提高為政者的道德修養，而且強調要把德政思想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過程。

　　為政以德，眾星共之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繼承并發揚了上古圣賢的治國智慧。《論語·為政》開篇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以星象來比喻“德”，以北辰星比喻有德之君，以眾星比喻民眾。何以眾星能夠圍繞在北辰星周圍拱而衛之呢？秘密就在于處在中心位置的北辰星（為政者）有德，而且施政以德。
　　朱熹對“為政以德”的解釋別出心裁：“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政”與“德”是內外合一的關系，“政”意在摒棄不德之行為以正己正人，“德”則重在強調恪守內在道德本心，故“得于心而不失”。不失什么？不失根本。所謂“根本”即《大學》中所強調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本立而道生”，根本立起來，一切都能正。故此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
　　為政以德，從根本上說就是行仁愛之政，包含修己和安人兩個方面，前者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后者是推己及人，將仁愛之心推廣為仁愛之政。子路向孔子問何為君子，孔子回答了三點，分別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做到這三點幾乎就接近于堯舜之政了。為政以德，就是修身行仁在政治領域的擴展和應用，“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百姓安居樂業。

　　政者正也，待化以成

　　為政者既然居于中心位置，就應充當表率，率先垂范?？鬃釉唬?ldquo;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為政者是百姓的標桿和模范，如《大學》所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這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執政者作出示范，成為榜樣，臣民百姓效法學習，形成一種上行下效、無為而治的政治模式。
　　為政以德不僅是一種政治理念，還是一種教化模式。為政者修德為政，百姓受到教化而擁護?？鬃釉唬?ldquo;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孔子認為，為政就像蒲葦一樣，要得到滋養化育，才能成長，所以人的因素特別重要?？鬃犹貏e強調為政者自身對下屬和百姓的帶動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季康子向孔子問政的時候，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己不正，難以正人，所以作為從政者，首先要正己，君王修身立德不僅可以聚集人才，還可以起到上行下效的功效，引導下屬及百姓端正自身。
　　孔子強調正己，說明其治國理論不再把民眾當作被管理對象而采取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而是在個體的道德修養之上實現為政者和百姓的同向提升，這里孔子將“德”完全注入“政”中，從“加諸他人”的為政方式過渡到“反求諸己”的修身之道，進而“施于有政”，這是孔子政治倫理學說的一大特征。

　　德主刑輔，齊之以禮

　　在施政過程中，除了正向的引領示范教化，還不可避免地面臨反向的刑罰懲戒，這就要處理德治與刑罰的關系。
　　孔子認為德治教化比刑罰有更大的優越性，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果以嚴酷的刑罰進行施政，民眾只能因為畏懼而不做壞事；如果以德治禮樂進行教化，不僅使民眾有榮辱觀念，還能使他們主動追求德行禮儀。孔子認為，在德、禮、政、刑四者之中，德是最優方案，刑罰是最下乘的治理方案，刑罰只有針對難以教化的頑固惡徒才實行。
　　與刑罰相比，孔子更看重正向的德禮教化作用，好的教化能夠減少刑罰的發生，“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在孔子看來，把國家治理好，需要寬猛相濟，“德”和“刑”都是不可或缺的方式，但“德”是本，“刑”是末，要做到“刑政不緩，德教不倦”。

　　德政觀的時代意義

　　孔子為政以德、政者正也、德主刑輔的思想對于現今完善治理結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治國理政堅持將德治和法治相結合。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片面依靠法治或者德治都不能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必須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發揮彼此的最大效用。法治是治國理政的根本與前提，也是德政的基石與保障。但“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知法犯法、執法不嚴、貪贓枉法等現象的存在說明僅有完善的法制體系是遠遠不夠的，執法者和被執法對象都是人，人是法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的道德修養高低關系著司法能否公正公平。“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德政就是通過道德教化來提升為政者和公民的道德修養，做到防患于未然。
　　識人用人堅持政德與政才相結合。治國就是治吏，“官”為民之表率，“官德”決定著民風。為政者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大德、公德和私德構成政德的三個層次，即理想信念、崗位角色和個人修養。“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是為政者道德建設由大到小、由外及內的新要求，在傳統德政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政德規范體系。選拔人才，既要看能力才干，更要看政德表現。為政者的道德行為應成為群眾的楷模和標桿。如果各級官員都能發揮道德表率的作用，社會就會形成良好的風氣。官德失守，必然引發社會風尚的敗壞。
　　懲治腐敗堅持政德教育與制度約束相結合。懲治腐敗是推進廉政建設的重要環節，要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戰略目標，一是制度監督約束，二是思想自覺。孔子德政觀要求正己克己，“為仁由己”，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通過自律、自警、自重、自省的方式修養君子人格，“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省察克治”，不僅反省自己的行為，而且要反省自己的動機。將儒家“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與“批評和自我批評”緊密聯系，“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古人云：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歷史上大凡有作為的王朝無不是踐行了孔子的德政思想，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以德治國而實現大治的典范。從政者要以德馭政，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切實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到實處。

作者：韓濤，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