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齊風，悠悠千載。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齊文化影響深遠而持久，至今依然熠熠生輝。透過齊文化的獨特風韻，可以看到其突出的先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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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舉賢尚功”之風。從姜太公封齊建國，到齊桓公起用管仲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再到田齊開創稷下學宮成為戰國七雄之冠，都閃爍著“舉賢尚功”文化的光芒；從齊國兵學《六韜》到《司馬法》，再到《孫子兵法》，則都顯示出“舉賢尚功”在齊國軍事領域的運用。
可以說，“舉賢尚功”是支撐齊國八百余年的思想積淀和組織基礎。這種“唯才是舉”“任人唯賢”的治國方略，看似是個用人、獎懲機制，實際上關系到齊國的立國之策和強國之法。
又如“管鮑相交”之風。管仲是公子糾的謀士，鮑叔牙是公子小白的謀士，兩人各為其主，管仲為了公子糾還曾用箭射過小白。小白當上國君成為齊桓公之后，詢問鮑叔牙如何安定社稷，鮑叔牙卻力薦管仲。桓公說，我與管仲有“一箭之仇”怎能用他？鮑叔牙解釋，他是為主出力，他的能力遠超于我，你若用他，則“一匡天下”。事實證明，管仲果真是良相。
從“一箭之仇”到“一匡天下”，體現的是包容、寬恕、理解和信任。“管鮑相交”，首先是兩人為了國家利益和長遠大業而包容、寬恕、相惜。其次是各自找準定位，鮑叔牙認為治理國家不是自己所長，論治國之才、富國強兵，只有管仲，而事實證明，“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再次，君主對管、鮑的理解和信任，亦為佳話。
這一文化現象，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
稷下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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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稷下學宮”之風。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推陳出新、守正創新”思想的發源地，營造了招賢納士、廣開言路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濃厚氛圍。
司馬光《稷下賦》曰:“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稷下之“名”，正如齊威王虛懷納諫，勵精圖治，“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吸引儒、道、法、農、名、兵等各家云集而來，涌現出孟子、荀子、鄒子、慎子等諸子百家。稷下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象征，彰顯了中華文化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還如“大商無算”之風。大商無算，是商業智慧，是思想境界，是政治信念。真正的大商與大家、大國一樣，在他們的命運、生涯和一切活動中，沒有算計而又無所不算，他們算的是大賬而不是小賬，算的是長遠利益而不是急功近利。
正如《易經》所云：“于己有利而于人無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大商之為商者，非以聚財富家為目的，而以經世濟民為己任。”
“大商無算”雖說是瑞蚨祥創始人孟洛川傳授給兒子的“經商之道”，但早在齊桓公起用管仲時就顯示出其風范了?；腹挥嬢^“一箭之仇”，“算”的是齊國的長久之利——“一匡天下”；管仲胸襟宏闊曠達，以天下之利為利，不貪圖一時一己私利，輔佐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紀念館
攝影｜朱長偉
支撐“大商無算”的文化基礎是“信”。“信”之文化，從柯地會盟上也能看出來。齊魯兩國在柯地會盟，齊桓公在被脅迫的情況下訂立了不利于自己國家的盟約，他本想反悔，但管仲勸他不要失信于諸侯，失信于天下，桓公采納了管仲的意見。各諸侯聽聞此事，都認為齊桓公言而有信，愿意歸附齊國。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誠信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是構建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至今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亦如“有備無患”之風。“有備無患”是齊國兵學的一大特色。
《司馬法》認為“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表明既反對戰爭，又不忘戰爭準備的態度。
《六韜》卷一《文韜》篇內分《文師》《守土》《守國》《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實力，在物質和精神上做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兵，對人民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秘密，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孫子兵法》“十三篇”則可以說篇篇都體現了“有備無患”的思想，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戰而屈人之兵”“以虞待不虞者勝”等，都在告訴我們：“知勝（信息情報準備無誤）方能全勝”“威加于敵（對敵有威脅的戰爭準備）方能不戰而勝”“備戰方能止戰”。
姜太公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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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作戰平臺和機遇，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實際上是姜太公早已做好了被周文王重用的準備。早于秦國東長城一百五十多年修建的齊長城，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備戰、防御、贏得戰爭主動的一道屏障。
“有備無患”是中國兵學文化的“和平”底色。在現代戰爭中，所謂的“空城計”是不存在的，所謂的“不戰而勝”“伐謀伐交”等等，要想真正取得成功，主要也得靠實力——既要看綜合國力，也要看軍事武裝的戰斗力。即，要想和平必須有止戰的實力和準備，只有戰無不勝才有不戰而勝。
齊風浩蕩，穿越古今。兩千多年前，齊文化締造了當時全國最大、最繁榮的商業型都市臨淄，贏得“東方古羅馬”的美譽，今天，我們應加強對齊文化的挖掘、整理、提煉、傳承與弘揚，讓它在新時代繼續提供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