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學可以從寬和嚴兩個標準來理解。從寬的標準看，凡是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加以闡發、論述的文章、著作、論說皆可納入之。無論是訓詁抑或義理、長篇還是短札，甚至感悟之言，凡有意義和價值者，皆可納入四書學，其時間范圍是自此四本著作產生之日起，其空間亦不限于中國。從嚴的標準來看，四書學是經學發展到特定時期，即南宋朱熹那里才產生的一套新的經學系統。朱熹合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為之作注，形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才標志著“四書學”的真正形成。其具體時間當在朱子晚年，我們可大概以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朱子刊刻《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二書及作序為節點。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四庫館臣簡要交代了四書的歷史，揭示了四書學的兩個重要節點：一是朱子于淳熙年編輯注釋四書；二是朱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的元代中期，元人恢復科舉，四書被正式納入科舉，成為官方之學，獲得制度保障，成為士子必修的公共知識。根據《明史》將“四書”作為經部單列的做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設立了“四書”類，這一新創的門類是根據現實情況而發。
四書之學，用來指稱前四書學時代關于四書的研究。它與四書學的本質區別在于：此時其實并無“四書”，四書之學的“四書”并非一個專名，而是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著作的統稱。在四書之學的時代，中國思想學術的重點在五經，《論語》《孟子》還只是配角，《大學》《中庸》則作為《禮記》中的兩篇而存在。就研究方法而論，四書之學的研究以章句訓詁之學為主，四書學的研究則以義理之學為主。就研究取向而論，四書之學并無四書一體關聯的意識，而是分散而論，四書學則視四書為一思想關聯緊密的整體。
就四書學分期來看，我們采取以朱子四書學為中心的視角，將之分為前朱子四書學、朱子四書學、后朱子四書學三個時代。朱子四書學是兩宋思想的產物，是對北宋五子思想的綜合創新，是朱子在與同時代學者的思想碰撞中形成的，并得到其弟子的大力闡發、弘揚。故朱子四書學可以分為前于朱子的北宋四書學、南宋朱子時代的四書學（包括呂祖謙、張栻、陸九淵等）、南宋朱子去世后的四書學（以朱門弟子黃榦等為主）。兩宋作為一整體，貫穿朱子四書學孕育、誕生、成長、壯大的整個過程。
朱子認為，就北宋學術而言，發生了由西昆體的文學轉向三先生經史治道之學，最后發展至二程理學這三個逐層遞進之過程。三先生之學重視明體達用，強調治道，突出政治關懷，雖然有關于《中庸》《論語》的詮釋，但在經典取向上實以易學與春秋學為中心。作為道學開山的周敦頤、張載、邵雍同樣重視《易》《庸》之學，注重天道論、本原論、境界論。二程對四書有非常重要、深刻的洞見，但并無專門闡釋四書的著作，而是通過對四書義理的闡發表達看法。二程是否把四書視為一個整體的思想？這一點似乎不太明顯。他們當然重視《大學》的學習，其弟子有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之說，且二程對《大學》皆有不同改本，尤其是伊川，對格物作出了深刻論述，二程構成了朱子解《大學》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二程對《中庸》給予了高度重視，視為“孔門傳授心法”之書、論道之書，還對《論語》《孟子》皆有深入論述。應該說，二程的四書學呼之欲出而未出，只等待朱子提出系統化的四書學。就四書研究而言，二程與朱子的最大差別在于：二程以理論的創造發明為宗旨，借助經典詮釋來證成其所體貼的天理之學，其意并不在建立一套經典之學，不以著述為追求。二程的做法代表了傳統學術中重哲學的主流，陸象山、王陽明皆是如此。朱子則自覺地從事經典注疏之學，且以呈現經文本義為追求（盡管客觀上并未獲得認可），主動吸收漢唐古注，這一點繼承了漢唐經注的做法，而不同于二程。但在解經思想上，他則以二程理學為主導，以傳播二程理學為己任，在精神實質上繼承了二程理學。故朱子四書學是經學與理學雙向結合而構成的有機體系。當然，二程弟子謝良佐、尹焞、楊時等皆有關于四書的詮釋，對朱子的四書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朱子四書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朱子去世后，朱子弟子及再傳努力弘揚朱子四書學，尤以黃榦一系表現突出。黃榦著有《論語通釋》及相關講義，雖被公認為朱子嫡傳，但他對朱子四書學卻有著嚴肅的反思態度，提出了批評性看法，這一做法影響了他的弟子。當然，黃榦一系對朱子四書學的批評并非顛覆性的而是商榷性的，目的是完善朱子的注釋，仍然是奉朱子為主，這與明清學者的批評不同。朱子另一杰出弟子陳淳具有很強的護朱情結，極力抨擊象山，《北溪字義》是其代表作，實質上是對朱注四書中核心字義的再詮釋，主要以闡發朱子之說為主。由此，字義體成為朱子弟子詮釋朱子四書思想的一個重要體裁。精心選擇朱子之說以解釋朱子四書學，成為后世詮釋朱子最主要的方式，由此形成了“集”字系列，如吳真子的《四書集成》，該書在當時影響頗大。而蔡模《孟子集疏》同樣謹守朱子一家之說，“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訂”，視朱子編注四書如經，故名其書為“疏”，頗重其家學。影響頗大的是趙順孫《四書纂疏》，該書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強調視朱注為經的態度，認為朱注“渾然猶經”；二是保留了大量朱子弟子之說，較黃榦、真德秀等直接以朱解朱不同，進入了以朱子弟子解朱階段。真德秀對朱子四書學的研究在體裁和視域上具有開拓性。他的《四書集編》主要通過對朱子分散在各處的說法加以選擇，其突出的貢獻是“銓擇刊潤”。值得注意的是，真德秀非常重視張栻之說，他對朱子的不滿常常通過選擇張栻之說來呈現。真德秀對朱子四書詮釋的另一貢獻是，其《大學衍義》開啟了《大學》作為帝王之學的向度。這可能是受朱子《經筵講義》主講《大學》的影響，但朱子所講止于誠意章，突出了《大學》心上功夫的修身意義，對治國平天下并無甚著墨。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并非闡釋《大學》文本之作，主要是以《大學》經文為綱領，嵌入經史著作中與治國平天下有關的文句，作為帝王治國資鑒，故被歸為史部而非經部。該書因適合帝王治國之教本而大受歡迎，由此衍生了系列著作，如明代邱濬《大學衍義補》即是效仿之作。
后朱子四書學時代則是元明清時期。元代雖然存在時間不足百年，卻是朱子四書學發展的關鍵時期，最突出的表現是，這一時期朱子四書學確立了在官學中的獨尊地位，進入了科舉這一最重要的教育體制中。官方規定，“《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元代名氣最大的朱子學者為許衡、吳澄，然而前者以“直解”之名，主要對四書開展通俗普及工作，后者重心則在五經，并無專門的四書之作。元代四書研究最有成績的是新安朱子學者，此外，元代的四書考據學也很有成就。
在四書學、四書之學以外，有學者提出“《大學》學”，認為它是“儒學代數學”，這個說法意在強調《大學》對于四書或者儒學的綱領性意義。這就涉及“《大學》學”與四書學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四庫館臣已經處理了。以朱子四書學為尺度，如果我們確認在朱子之后有關四書的研究都無法擺脫朱子的影響（尤其考慮到科舉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這一點應該是無疑的），那么前朱子的四書之學所遺留下來的有關《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詮釋性著作真是寥寥無幾，不足以成為一門獨立之學。其實，所謂“《大學》學”的內涵，也來自朱子對《大學》的評價，諸如地契、菜單、行程歷等，可以說，離開了朱子對《大學》的創造性貢獻，是不可能有“《大學》學”的。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為了突出《大學》的重要性而揭示一個自朱子之后的《大學》詮釋史，但這個“《大學》學”并不能獨立于四書學之外。它仍然是四書學下的一個子集，即四書學下的“《大學》學”。
作者：許家星，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