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學肇始于“周文崩解、名實相怨”（《管子·宙合》）的春秋戰國時代，其以辨名實、究事理為旨趣而自成一派。自鄧析“兩可之說”，惠施“歷物十事”，至公孫龍“白馬非馬”，名家諸子以思辨建構了中國早期邏輯學之雛形。關于韓非與名學的關系，學界向有歧見：馮友蘭、勞思光等人主“壓制說”，謂其阻礙名學；王汎森等人主“吸收說”，稱其借鑒名理。然稽考戰國晚期政情與韓非思想肌理，以“阻礙/促進”二元框架繩之名法關系，實難盡揭其思想底蘊。筆者認為，韓非于名學實呈“破”“立”交織之復雜圖景：既斥名家詭辯以澄明法治邏輯，又潛收名學概念分析法，化為君主集權下的治理工具。此一理論張力，既源于戰國末思想整合之時代訴求，也彰顯了法家對諸子學術的創造性轉化。
在韓非之前，名家已成眾矢之的。道家憂其析道離樸，儒家患其亂名害禮，墨法斥其空談廢事。韓非步前賢之后塵，對名家也進行了嚴厲地批判。其視名家為國之五種蛀蟲之一（《五蠹》），痛斥其“虛辭辯說”為“無用之辯”（《外儲說左上》）。蓋其論“堅白”“無厚”，雖極思辨之能事，然“曠于實”，于當世富國強兵、耕戰實務毫無裨益（《八說》），徒然“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五蠹》），以使“憲令之法息”（《問辯》）。韓非尤憂名家的辯論致社會價值顛倒。人主“聽虛聲而禮之”，尊崇所謂“辯智之士”，“語曲牟知”（《六反》）之徒以其智巧獲譽，必然會淆亂以耕戰實效為核心的賞罰體系，實乃“亡國之風”（《八奸》）。在韓非看來，最可懼者，名家辯士之智巧言辭，易淪為權臣慣用的奸術，惑亂君心，“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八奸》），實為劫持君權之兇器。韓非此般對名家的拒斥，根植于其極端功利主義與君本主義之政治立場。名家之純粹思辨、對語言邏輯獨立性的追求及其相對主義傾向，在韓非眼中：一則脫離耕戰現實；二則淆亂是非，動搖法令的權威性；三則為權臣對抗君權提供武器；四則敗壞社會風氣。故其向往的明主之國，必以法令與實用功效為圭臬，禁絕一切“無用”“無利”“不軌于法令”（《問辯》）之思辨。在法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言談者必軌于法”（《五蠹》）的理想王國里，名家是沒有位置和生存空間的。
然韓非之卓越，非僅在于破，更在于其立——對名學核心方法論之工具性吸納和創造性轉化。雖然其斥責名家社會角色及思辨主題，但是韓非卻萃取名家關于名實關系之精密考究與邏輯分析之道，將其從哲學玄思與倫理窠臼中剝離出來，鍛造成服務于君主集權和法治的實用工具。
韓非繼承了名家“循名責實”的思想，并對其進行了革命性重塑。在《奸劫弒臣》篇中，韓非明確提出：“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其揚棄孔子“正名”復禮、荀子“明貴賤”之倫理內核，將其徹底工具化為君主駕馭臣僚的核心權術——“形名參同”（《主道》）。其要義在于“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揚權》）。君主掌握規則、職責、法令（即“名”）；臣子負責執行，產生行為與結果（“形或實”）。具體來講，就是“審合刑名”，課其功實，“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二柄》）如此的終極目的是使君主“無為”馭天下（“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主道》）。名家對概念清晰性、一致性之追求，在韓非這里演變為君主對統治術操作精度之苛求。
韓非深諳名家的邏輯方法，并將其用來強化和輔助法治。韓非主張“法莫如顯”，要求法律條文（名）清晰、明確、無歧義，讓老百姓都能看懂，“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難三》）。其對法律語言精確性之苛求，暗合名家對概念界定嚴密性之重視，旨在使“名”（法條）準確指稱規范“實”（行為），達致“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揚權》）之效，避免執法和司法的混亂。尤為可貴的是，韓非在吸取名家學說的基礎之上前無古人地提煉出了“矛盾”一詞，其以“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難一》）之邏輯鐵律，駁斥了儒家個別教義的荒謬性，強調法治相較于德治具有現實合理性。韓非對形式邏輯矛盾律的熟練運用，使其成為中國古代形式邏輯實用化探索的一個高峰。
韓非對名學方法之工具化吸收，都貫穿于他關于具體政治制度之設計與帝國日常運作的構想藍圖中。在官職爵祿上，韓非力主“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八奸》），官職（名）須與才能（實）匹配，俸祿（名）須與功勞（實）相符。痛批現實中“不課賢不肖，不論有功勞”（《八奸》），導致買官鬻爵、賞罰無度。其強調唯名實相符方能有效激勵耕戰，實現富國強兵之目的。在司法領域，韓非主張嚴格依據法律條文（名）判定行為（實）之性質來作出相應的裁決，力避主觀臆斷，將司法的客觀性與可預期性作為追求的目標。
韓非對名學“既破又立”的治學運思，在先秦至秦漢的思想和制度轉型中意義深遠。其既峻斥名家純粹邏輯思辨為“無用之辯”，將思想重心從玄思轉向現實制度構建；又批判性地繼承名學“循名責實”的方法論，將名實論與邏輯精髓鍛造成君主集權的實用工具——以“形名參同”馭臣、“審合刑名”治奸，使名學理性基因以工具化、制度化形式植入官僚行政體系，奠定了傳統官僚文化的深層理性基礎。這種雙維觀照充滿張力，一方面終結了名學純粹思辨傳統，加速其學派的衰落；另一方面將概念清晰、邏輯嚴密的理性追求，轉化為帝國治理中精密的制度設計機制，推動戰國名辯玄思向帝制法治實踐的歷史性轉變。韓非對名學“破立之間”的獨特貢獻，是理解先秦思想融合與中國帝制時代政法傳統形成的要津。而其所蘊含的“名實相契”治理智慧，對當代制度建設中理性執法與司法仍具有借鑒意義。
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11月1日
作者：何永軍，系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