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學自誕生便深刻影響中華文明進程，并在全球文明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從歷史根基溯源，黃河流域農耕文明賦予其“天人合一”生態底蘊，宗法制度催生出“家國同構”治理雛形，歷經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滋養與上古民本思想孕育，經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脫穎而出，成為中華文化主干。儒學核心內涵以“仁心貫通”為要，從個體“修己安人”出發，塑造“君子”理想人格，外化為“仁政”治理模式，終達“致中和”宇宙生態和諧境界，構建起“內圣—外王—天地”的完整體系。在全球化浪潮下，儒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適倫理、“天下為公”的宏大胸懷，為化解文明沖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獨特智慧，為當代人類生存發展困境指明破局方向。
關鍵詞：儒學；人學；中華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
孔子創立的儒學歷經兩千五百年淬煉，其影響所及，以深厚智慧滋養人類生存與發展。在文明沖突、生態危機、道德困境等挑戰下，儒學對人、社會、自然的深刻洞見，正為人類探索理想路徑提供獨特指引。儒學形成根基深厚、文化背景廣闊，在中國文化中居核心地位，其核心內涵與“致中和”的追求，價值意義重大。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理想智慧的深層邏輯，它不僅是中國的精神財富，更是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人學”寶典——“仁學”內核與“天下觀念”，恰是破解當代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的跨越時空的鑰匙。
孔子儒學的歷史根基與文化定位
“儒”可與“濡”相通，孔子創立儒學之前已經有“儒”的存在，原為祭祀等重要禮儀中相禮的人，因為儀式之前要“齋戒沐浴”，故有“澡身而浴德”的說法?？鬃觿摿?ldquo;儒學”，乃是“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于思想淵源，則更為深遠。孔子儒學植根于深厚歷史土壤，在中華文化長河中占據核心地位。其歷史根基的復雜性與文化定位的深刻性，共同構成了這一思想體系綿延兩千五百年的生命力源泉。
孔子儒學的歷史根基。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為儒學提供了最初精神原型。農耕對自然節律的依賴，催生“天人合一”的樸素認知——人們在春種秋收中體會與自然共生的必要，這種認知升華為儒學“天地變化，圣人效之”的生態智慧，《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便是對此的哲學提煉。農耕文明對“穩定”“一統”與“秩序”的天然渴求，源于對天時、土地的依賴；要求遵循自然節律，也催生了對倫理規范的需求——這正是儒學“禮”“義”思想的原始土壤。同時，聚居生活推動了倫理秩序的形成。農耕經濟的穩定性要求個體服從群體協作，家庭作為生產核心使血緣成為社會結構的基本紐帶，孕育了儒學“孝悌為本”的倫理起點，《論語》“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便將家庭倫理視為社會秩序的基礎。
宗法制度為儒學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性框架。這套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體系結構，先在家庭內部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親情倫理，再以此為根基延伸至政治領域，衍生出“君仁臣忠”的治理邏輯，最終形成“家國同構”的獨特治理模式。而貫穿這一延伸過程的核心倫理準則，正是儒學所倡導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需注意的是，“三綱”并非后世誤解的“絕對服從”，其本質是為社會各角色設定的倫理坐標：“君為臣綱”要求君主以“仁政”為核心，成為臣子效仿的道德標桿，臣子則需以“敬慎”履職回應君主的仁；“父為子綱”強調父親需以“慈愛”教養子女，子女則以“孝順”承歡膝下、傳承家風；“夫為妻綱”倡導丈夫以“責任”撐起家庭，妻子則以“和順”維系家庭和睦。這種“綱舉目張”的設計，實則是對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系統化延伸——并非強調等級壓迫，而是要求每種角色都需承擔與身份匹配的道德責任，形成“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的良性互動關系。正是依托“三綱”所搭建的倫理框架，儒學從誕生之初便具備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清晰實踐路徑：個體先在家庭中踐行“父慈子孝”，完成“齊家”的道德修煉；再將這種家庭倫理推及社會，以“君仁臣忠”參與“治國”；最終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洞髮W》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鏈條，更是將“三綱”的倫理要求融入其中——“修身”需以遵守家庭倫理（父、夫之綱）為起點，“治國”則需以踐行政治倫理（君之綱）為核心，使儒學真正成為連接個人道德、家庭秩序與國家治理的精神紐帶。
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是儒學的直接思想來源。周公制禮作樂將原始宗教儀式轉化為人文規范，“禮”定秩序，“樂”調關系?？鬃?ldquo;憲章文武，祖述堯舜”，以“仁”為內核重構禮樂精神，使外在儀式升華為內在道德自覺，《論語》“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追問，揭示了對禮樂本質的深刻把握的真諦。上古“民本”思想為儒學注入人文精神。《尚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打破對“天”的神秘崇拜，將天命與民意相連。孔子繼承這一傳統，主張“為政以德”，以民眾福祉為執政合法性基礎，使儒學擺脫宗教神學桎梏，成為聚焦人間秩序的“人學”體系。
孔子儒學的文化定位。柳詒徵先生曾言：“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這一論斷精準揭示了孔子在中國文化中承前啟后的關鍵地位：他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使“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同時，以“仁”重構禮樂精神，為后世文化發展奠定基調，實現“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從思想體系看，儒學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它以“仁”為起點，構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中庸之道”的方法論和“修齊治平”的實踐論，統攝易學、理學等分支。宋明理學以“理”為宇宙本原，陸王心學強調“心即理”，本質都是對儒學核心命題的深化。這種思維范式貫穿中國哲學脈絡，成為文化基因的重要部分。
儒學成為中華文化主流，是歷史長期篩選的結果。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中，道家尚自然、法家重強權、墨家倡兼愛，而儒學以“仁”為核心，主張“和而不同”，既尊重個體道德自覺，又強調社會秩序和諧，更契合農耕文明“求穩求安”的集體心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非單純政治選擇，而是儒學兼容并蓄品格的體現——它“兼儒墨，合名法”，吸納道家宇宙觀、法家治理術，形成“外儒內法”模式；宋明時期融合佛道思辨發展出理學體系。這種與時俱進的品格，使其能適應不同歷史階段需求，正如錢穆所言：“孔子是中國人具體一縮影。懂得了孔子，自會懂得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
在教育領域，“有教無類”打破貴族壟斷，使知識普及成為可能?？鬃?ldquo;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的實踐，構建面向全民的教育體系，為文化傳承提供制度保障；古代“小學教藝、大學明道”的體制，正是儒學“成人之學”理念的展開。在倫理領域，“仁義禮智信”成為中華民族的道德準則，塑造“溫良恭儉讓”的品格與“見利思義”的價值取向，使儒學超越思想范疇，成為民族性格的重要構成。即便制度層面有各家的思想元素，精神內核仍多源于儒學“民為邦本”的治理思想。在政治領域，“仁政”理念是歷代治國者的基本遵循。從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董仲舒“天人感應”約束機制，再到明清“以禮治國”實踐，儒學始終為政治運作提供價值坐標?！墩撜Z》《孔子家語》中孔子常說的“政者，正也”，將政治本質歸結為統治者的道德示范，體現對權力的人文規約。
儒學是中華文明之樹的主干
若將五千年中華文明比作參天古木，儒學便是支撐其挺拔繁茂的主干。這棵大樹扎根黃河流域沃土，歷經數千年風雨，吸收多元文明養分，在不同時代結出璀璨果實。認清這一主干的生長邏輯與根脈，方能理解中華文明的生命力，在當代中西文化交融中為其澆灌新生機。
主干形成的歷史選擇。儒學能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干并非偶然，這首先與孔子的選擇密切相關，既為其奠定了深厚根基，也使其在后續歷史選擇中愈發挺拔。孔子承接了悠遠的歷史文化，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核心，將三代文化、先王之道視為人生社會的發展大道。他延續了中國古老的認知傳統，以天地為師，關注古往今來與四方上下，從《尚書·堯典》起便講究“協和萬邦”，“萬方”“四海”“天下”等概念在早期典籍中頻繁出現，這一認知傳統為孔子的思想提供了背景?？鬃?ldquo;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實則是通過回望歷史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正因著眼悠遠歷史，其思想才能抵達遙遠未來。孔子經深入研究（如夢見周公、適周問禮老子），選擇了“郁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由此形成了崇尚協調統一的“大一統”觀念和“天下為公”的思想。
孔子以后，人們“宗師仲尼”，孔子的地位越來越凸顯。春秋戰國時期，面對“禮壞樂崩”，諸子提出不同方案：道家主“無為而治”，法家推“嚴刑峻法”，墨家倡“兼愛尚賢”。而孔子以“仁”為核心，提出“克己復禮”，既繼承禮樂傳統，又強調個體道德自覺，將“修己”與“安人”貫通為完整“人學”體系。這種兼顧傳統與創新、個體與群體的智慧，契合中華文明對“和諧”與“秩序”的深層追求，如《漢書·藝文志》所言，儒學“于道最為高”，最終成為歷史選擇。
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儒學兼容并蓄的體現。秦代法家統治失敗與漢初黃老思想實踐后，統治者認識到，單純依賴刑罰或一味放任無為，皆難以實現長治久安。董仲舒融合陰陽五行，將儒學改造為“天人感應”宇宙論體系，保留“民為邦本”核心理念，又為皇權提供倫理正當性。這一選擇并非排斥百家，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使儒學從民間學說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為樹干增添堅實年輪。宋明時期，面對佛教沖擊與道教流行，儒學完成“三教合一”的深化。程顥、程頤、朱熹“出入佛老數十年”后回歸儒學本位，融佛教“心性論”與道教“宇宙觀”入儒學，構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體系；陸九淵、王陽明提出“心即理”，強調個體良知覺醒。這一轉變標志著儒學從“外王”深化至“內圣”，形成更精密的哲學體系，如同主干長出新枝丫卻保持核心完整。
兼容并蓄的生長智慧。中華文明之樹的繁茂，既在于主干堅韌，更在于開放的生長機制。這便是不斷吸收多元養分，卻始終保持主體性。對道家思想的吸收尤為典型。孔子曾問禮于老子，二人思想存在諸多相通之處。他們都關注宇宙與人生的根本規律，孔子以“仁”為核心，老子以“道”為本源，皆追求萬物和諧的狀態。在處世與修身層面，孔子提倡“中庸”，主張適度、平衡；老子強調“無為”，反對過度作為，二者都倡導順應自然與規律，避免極端。對道德的重視也是共通點，孔子強調“克己復禮”的道德修養，老子主張“上善若水”的品格塑造，均將道德完善視為人生重要追求，都致力于引導人實現內心與社會的和諧。宋明理學家們借鑒道家“道生萬物”，提出“理一分殊”，為“天人合一”思想賦予更深刻的哲學支撐，如同主干從側根吸收水分卻不改變自身結構。
對佛教的消化更顯智慧。佛教自東漢傳入后一度挑戰儒學，但儒學最終“援佛入儒”：朱熹“格物致知”借鑒佛教“漸修”，王陽明“致良知”吸收禪宗“明心見性”，卻始終以“仁”為核心——堅守“人間性”，主張在現世倫理中實現生命價值。這種“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態度，使外來文化成為滋養而非替代力量。即便是對民間與少數民族文化，儒學也展現強大包容力。從唐代“胡風漢俗”到清代滿漢融合，儒學以“禮”的彈性適應不同族群生活方式，以“仁”的理念凝聚文化認同。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保持主干本質的前提下允許枝葉多樣性，這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秘訣。
碩果累累的文明成果。在儒學主干支撐下，中華文明之樹在精神、藝術、科技等領域結出豐碩果實。精神領域，儒學孕育“崇德尚禮”價值體系。“仁義禮智信”塑造“溫良恭儉讓”的民族性格，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皆源于“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成為凝聚民族共識的紐帶。藝術領域，儒學“中和之美”滲透到詩詞書畫建筑中。唐詩“言有盡而意無窮”體現“中庸”審美，宋畫“留白”呼應“天人合一”宇宙觀，故宮對稱布局彰顯“禮”的秩序感。王羲之《蘭亭集序》既是書法杰作，也是對“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人倫之美的贊頌。技術領域，儒學“經世致用”推動實用技術發展。中醫以“陰陽五行”為基礎，強調“天人相應”整體觀，與儒學“合一”思維一脈相承；造紙術與印刷術因服務“教化”需求而推廣；徐光啟《農政全書》將“民以食為天”轉化為農業科技實踐，印證儒學“格物致知”的實踐哲學。
當代選擇與未來生長。今天，中華文明之樹面臨中西文化交融新環境，需在全球化中守根基、吸養分、結新果，答案在于認清儒學主干的本質與價值。百余年來，儒學或被斥為“封建糟粕”，或被神化為先驗真理，歷史證明全盤否定與盲目復古均違背其“與時俱進”邏輯。因此，在當今社會條件下，應“守正創新”——守“仁學”內核與“天下”胸懷，結合現代需求賦予新表達。“守正”方面，儒學“人學”智慧對破解當代困局意義重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可為文明沖突提供方案，“天人合一”生態觀助力環境保護，“見利思義”倫理可補市場經濟道德缺陷。這些核心理念如同大樹年輪，是不可丟棄的根本。“創新”方面，儒學需與現代性對話。在個體意識覺醒的今天，“修己”可化為現代公民道德自律；在法治社會，“禮”可升華為普遍社會契約精神；在全球化時代，“天下觀念”可發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種創新不是割裂主干，而是讓古老智慧在新土壤中發新枝。
儒學體系“仁心貫通”的核心內涵
儒學作為綿延兩千五百年的思想體系，核心內涵并非零散道德教條，而是貫通個體、社會與宇宙的完整哲學系統。從“修己安人”的道德實踐到“君子人格”的理想建構，從“仁政濟世”的治理智慧到“致中和”的宇宙關懷，儒學以“仁”為精神內核，形成從內到外、由近及遠的立體網絡，展現鮮明“人學”特質與深厚人類意識。儒家之道即“仁道”，亦即“人道”，即“學以成人”。
修己安人：實踐起點與社會歸宿。儒學以個體道德修養為邏輯起點，以社會整體和諧為價值歸宿，形成“修己—安人”閉環，核心在于“仁”的踐行，體現“內圣外王”精神。“修己”是儒學實踐根基，本質是通過“克己復禮”實現人性完善?？鬃?ldquo;克己復禮為仁”，并非自我壓抑，而是將外在倫理內化為內在道德自覺；《中庸》“慎獨”思想要求個體獨處時仍守道德準則，指向“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仍不改其樂。“修己”絕非封閉，而是“為仁由己”與“仁者愛人”的統一，個體德性提升始終以關懷他人為指向。“安人”是修己的自然延伸，遵循“家—國—天下”差序格局：家庭層面以“孝悌”為“仁之本”，構建親情倫理；國家層面以“忠恕”處理君臣關系，要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天下層面展現“泛愛眾”關懷，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這種擴展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共情，通過“忠恕之道”實現人際良性互動，從《論語》“廄焚不問馬”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皆以“人”的福祉為核心，彰顯人文關懷。“修己”與“安人”的辯證統一，構成“內圣外王”完整路徑。《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清晰揭示了這一遞進邏輯：個體修養完善是家庭和睦的前提，家庭和睦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國家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天下太平。這一邏輯否定脫離社會的獨善其身與缺乏德性的功利政治，使儒學兼具個人精神安頓與社會秩序建構功能。
君子之道：理想人格與全民教化。儒學通過塑造“君子”理想人格，為個體提供超越性價值追求，又以“有教無類”打破身份壁壘，使這種追求成為全民可達的路徑，體現對“人”潛能的堅定信念。君子人格的核心是“仁、智、勇”統一與“義利觀”堅守。孔子以“仁”為君子根本德性，強調“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智”要求明辨是非，“勇”體現道德勇氣而非匹夫之勇。三者融合使君子兼具愛人之心、處事之智與守道之勇。在義利關系上，君子“見利思義”，反對功利主義，如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主張利益獲取以道德為界，平衡物質需求與精神追求。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成為民族精神標桿。君子之學的普遍性在于“有教無類”理念與“學思并重”方法?？鬃哟蚱?ldquo;學在官府”壟斷，使教育普及至平民，背后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性信念。教育方法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知識積累與理性反思結合，“因材施教”如對冉有“退之”、對子路“進之”的差異化教導，使君子之道從精英理想化為全民實踐，構建“耕讀傳家”傳統，讓道德修養成為民族精神底色。君子人格的社會功能在于“榜樣示范”與“社群凝聚”?？鬃诱J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通過自身實踐影響他人，形成良性風氣：在家庭中為家人樹典范，在朝堂上推動政治清明，在鄰里間促進社群和諧?！吨杏埂?ldquo;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揭示理想人格對社會治理的深層作用。
仁政治世：治理智慧與天下關懷。儒學核心內涵延伸至國家治理與天下秩序建構，形成以“仁政”為核心、“禮主刑輔”為策略的治理體系，本質是“以民為本”的政治哲學與“天下為公”的世界理念。仁政思想核心是“民為邦本”的定位與“為政以德”的原則?？鬃?ldquo;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將道德作為政治合法性基礎；孟子發展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將民眾利益置于國家與君主之上。仁政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倡導“以德服人”的王道，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求統治者“使民以時”“薄賦斂”“省刑罰”，并強調執政者道德示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家語》“政者，正也”揭示治理本質是“正己”以“正人”，將政治倫理化，約束權力運行。德主刑輔、禮主刑輔策略體現“剛柔并濟”智慧。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認為禮樂教化能“防患于未然”，使民眾“有恥且格”；同時不否定刑罰必要性，卻強調“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將刑罰作為教化補充。這種模式避免單純教化的軟弱與專任刑罰的暴虐，形成“禮禁于將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的邏輯。漢代“德主刑輔”、唐代“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皆源于此，體現對治理規律的深刻把握。天下觀念的超越性使治理思想突破地域局限，指向人類共同體和諧?？鬃?ldquo;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打破族群界限，孟子“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暗含統一理想，《孔子家語·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成為人類共同向往。這種天下觀不同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排他性，以“協和萬邦”為原則，追求“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為當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啟示，正如費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闡釋，體現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
致中和：宇宙觀與生態倫理。儒學通過“致中和”的核心追求，將倫理關懷擴展至自然萬物，形成“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宇宙觀，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哲學，體現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整體智慧。“天地位”的秩序觀揭示宇宙有機整體性與人類責任邊界。儒學認為宇宙是“天人合一”的有機系統：天有“天行健”之德，地有“地勢坤”之性，日月運行、四季更替皆有其序。人類作為“天地之心”，雖具主體性，卻需“道法自然”，在尊重自然秩序前提下活動?！吨杏埂?ldquo;致中和，天地位焉”強調人類行為必須以自然秩序為前提，“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的實踐，體現“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可持續思想。這種觀念否定“人與天對立”的征服主義，主張“輔相天地之宜”，使人類成為自然守護者而非掠奪者，為當代生態保護提供價值基礎。“萬物育”的生命觀展現對所有生命的普遍關懷。在“天地位”基礎上，儒學追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諧，既關注人類生存，也體恤動植物生長?？鬃?ldquo;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反對竭澤而漁，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將生態保護化為具體規范，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將萬物納入道德關懷，形成“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生態倫理。這種思想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認識到“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的生命層次差異，主張“愛有差等”的實踐——以人類為核心，又不忽視其他生命價值，在“利用厚生”與“永續發展”間求平衡。致中和的當代轉化為解決全球性生態危機提供指引。工業文明“征服自然”模式導致環境災難，而儒學“天人合一”理念恰能彌補缺陷。“天地位”啟示人類尊重生態承載力，遏制擴張欲望；“萬物育”提醒人類承擔“地球公民”責任，維護生物多樣性。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球氣候治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與儒學生態智慧高度契合，證明其不僅是古代智慧，更有助于解決當代全球性問題。
以澄清誤解與把握本質的辯證觀審視儒學
儒學構建了從個體修養到宇宙關懷的完整邏輯閉環：以“仁”為內核的修己安人之學，塑造君子人格的教化之道，指向仁政濟世的治理智慧，最終升華為“致中和”的宇宙秩序追求，形成“內圣—外王—天地”的立體架構。它兼顧個體精神成長、社會和諧與自然共生，彰顯“人學”特質與人類意識，為破解當代全球性挑戰提供指引。然而激活其當代價值，需先澄清歷史積弊造成的誤解，辨析發展中的爭議元素，以大歷史視野把握本質。
澄清認知迷霧：剝離誤讀，回歸本真。長期以來，儒學在現代化進程中常被貼上“保守僵化”“束縛個性”“反現代”標簽，這些多源于斷章取義與歷史語境剝離?；貧w原典與歷史現場，方能破除迷霧，還原本真。關于“愚民思想”的誤讀頗具代表性。《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常被曲解為“使百姓照做，不使知其緣由”，但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尊德義》明確記載“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結合古代漢語無標點特性，《論語·泰伯》的原句應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可引導者引導，對不理解者教化，這與孔子“有教無類”理念完全一致?？鬃右簧?ldquo;教化萬民”，弟子涵蓋士農工商，直接否定“愚民論”；《孔子家語·入官》“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更顯儒學重視民眾認知與覺醒。認為儒學“反現代性”是另一常見偏見。將儒學集體倫理與現代個體自由、平等對立，實則二者互補?？鬃?ldquo;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主張在尊重他人主體性前提下實現個體價值，與現代自由觀“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邊界”高度契合。現代社會的困境恰是過度強調個體自由而忽視責任倫理，導致價值相對主義與社會失序。儒學“義以為上”“見利思義”的規范，為個體自由劃定道德邊界，形成“群己和諧”的平衡智慧。正如杜維明所言，儒學“主體性”是“關系中的自我”，既保持獨立人格，又承擔社群責任，為現代性極端個體化傾向提供矯正方案。對“綱紀觀念”的誤讀也需澄清。后世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曲解為絕對服從的等級壓迫，違背原始儒學雙向倫理精神。“三綱”本意是強調君、父、夫的責任擔當：君需行仁政、父需盡慈道、夫需守道義，而非單方面權力壓制?！墩撜Z·顏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清晰體現這種雙向性——君主符合“君”的道德標準，臣子才踐行“臣”的忠誠義務，與現代“權利與義務對等”理念本質相通。孟子“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的吶喊，正是對這種對等關系的捍衛。
辨析歷史積弊：區分本源與異化。儒學在兩千余年傳承中，因與專制政治結合產生部分異化元素，這些爭議內容并非本源，需通過歷史語境分析剝離。以“三綱五常”為例，人們認為漢代董仲舒為適應中央集權，將原始儒學角色倫理改造為絕對化等級規范，與孔子“為政以德”思想似乎相去甚遠，其實不然。董仲舒思想本質是對原始儒學的時代化重構，而非背離。其以先秦儒學“德治”“倫理”為內核，繼承孔子“為政以德”，借“天人感應”以“天”約束君主行德政；將“五常”系統化，延續儒學倫理核心。同時，為適配漢代大一統，將儒學政治化：以《春秋》“大一統”倡導“獨尊儒術”，讓思想服務政治統一；將“三綱”道德化，延伸“禮”的秩序觀。還融合陰陽五行、法家思想，以“德主刑輔”平衡治理，最終使儒學從倫理學說升為官方意識形態，與原始儒學一脈相承。原始儒學強調“君臣以義合”，主張通過道德感召而非權力強制維系秩序，與后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專制邏輯本質不同。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指出，儒家倫理是“倫理本位”而非“等級本位”，核心是通過角色責任維系社會共生。
傳統“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兒”等極端故事，雖后世流傳廣，卻非儒學孝道主流。其表面極端性背后，隱含傳統社會“優先保障父母生存”的價值排序，與孔子所說“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相合，但絕非法治社會的道德范本。原始儒學孝道核心是“敬”與“愛”的統一：“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將家庭孝道擴展為普遍社會關懷，才是孝道精神本質。后世將孝道異化為“盲目服從”，甚至出現“割股療親”等行為，實則背離儒學“中庸”之道。
對“男尊女卑”觀念的認知需歷史語境還原。《易傳》“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本意是強調男性效法天的“剛健有為”、女性效法地的“厚德載物”，指向內在修養側重不同，而非人格價值高低。原始儒學中，孔子對南子的尊重、對冉雍之母“賤而惡”卻肯定其兒子賢德的評價，均體現對女性人格的尊重。后世女性地位多受封建農耕社會對體力勞動的依賴與專制制度對性別角色的刻意固化影響，并非儒學原典的必然結果。我們需要將“作為文化心理結構的儒學”與“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儒學”區分剝離，激活其普適價值。
把握本質：以人為本的生存智慧體系。從文明演進長時段視角看，儒學本質是“以人為本”的生存智慧體系，核心特性體現在人文性、包容性與實踐性三個維度，使其既能扎根傳統，又能適應現代，成為跨越時空的文明資源。
一是人文性，即超越神權的現世關懷。與西方中世紀神學主導的文明不同，儒學從誕生便擺脫神權桎梏，聚焦“人”的現世生存。《論語·先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明確將重心放在人間秩序而非彼岸世界。這種人文性體現為：以“仁”界定人本質（“仁者，人也”），以“禮”規范關系，以“義”指引行為，構建完整“人學”體系。即便涉及“天”與“命”，也轉化為人文話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將“天”的意志與民眾意愿相連，形成“民為邦本”的治理邏輯。這種人文性使其能與現代世俗社會無縫銜接，為解決人的精神困境提供價值錨點。
二是包容性，即“和而不同”的文明對話智慧。儒學形成本身是對夏商周禮樂文明的繼承與升華，發展中始終保持開放融合品格。春秋戰國吸收道家宇宙觀、墨家倫理觀、法家制度智慧，形成兼容并蓄體系；宋明時期融合佛教心性論發展出理學與心學，實現體系化更新。這種包容性是“和而不同”的智慧——堅守自身核心價值，又尊重差異、吸納異質。佛教傳入后與儒道融合形成中國佛教，彰顯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包容力。在全球化時代，這種智慧為文明沖突提供方案：不同文明無需對立，可通過對話尋求“最大公約數”，正如費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念。
三是實踐性，即扎根生活的道德自覺。儒學不是脫離現實的玄學，而是“學以致用”的實踐哲學。從孔子“學而時習之”的治學理念，到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主張，始終強調“知”與“行”的統一。這種實踐性在傳統孝道現代轉化中尤為明顯：現代無需模仿“扇枕溫衾”形式，卻可通過關注父母身心健康、?；丶铱纯篡`行孝道核心；傳統跪拜禮儀在當代可保留祭祀時的文化符號意義，日常交往則以鞠躬等平等禮儀替代，實現形式與內涵的辯證統一。這種“與時俱進”的實踐智慧，使儒學能不斷回應時代問題，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精神紐帶。
結語：以儒學智慧照亮人類文明的前行之路
孔子儒學既深扎中華文明歷史沃土，又始終向人類文明未來敞開。從黃河流域農耕文明孕育的“天人合一”樸素認知，到“仁心貫通”的完整思想體系；從成為中華文明之樹的堅韌主干，到歷經歷史選擇仍生生不息的兼容品格，儒學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對個體修養、社會秩序與宇宙和諧的深刻洞察，更在于“以人為本”的核心追求。英國作家貢布里希曾精準指出，“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在他看來，孔子提出的方法看似簡單，“其中卻蘊含著比人們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儒學始終聚焦“人如何生存”“社會如何和諧”“文明如何延續”的根本命題，構建兼顧現實關懷與超越價值的生存智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代表泰勒博士1989年曾強調：“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在過去的2540年里，其變化之小是令人驚奇的。不管我們取得了進步也好，還是缺乏進步也好，當今一個成功、昌盛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闡述的許多價值觀念。”當全球化下文明沖突、生態危機、道德失序不斷叩問人類生存之道，這份歷經千年仍具生命力的智慧恰如穿越時空的明燈。埃及前總理伊薩姆·謝拉夫也坦言，面對“這個‘無序混亂的世界’”，人類“要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而肩負這一使命的主角，應當是“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他懇切寄語，“中國人一定要珍視自己傳統的價值觀”，因為“不光中國人民需要這些價值觀，全世界也需要”。的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為文明對話提供倫理基石，讓“和而不同”取代對立對抗；“天人合一”的生態哲思，消解“征服自然”的傲慢，指引人類找回與天地共生的平衡；“修己安人”的實踐路徑，連接個體道德自覺與社會責任，為市場經濟下的價值迷失注入清醒劑；“天下為公”的胸懷，超越地域與族群界限，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度共鳴。
辯證來看，儒學并非僵化教條，而是開放的“人學”體系。歷史中兼容道家宇宙觀、法家治理術、佛道思辨性，當代亦能與現代公民倫理、法治精神、生態理念對話融合。那些被誤讀的“保守”標簽，實則是歷史異化的產物；剝離塵埃，其“仁”的內核、“禮”的秩序、“義”的堅守，始終指向“人”的完善與“生”的和諧。
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十字路口，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當下，儒學的生存智慧早已超越地域與時代局限。美國學者休斯敦·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揭示了精神進階之路：“當一個人的深入關注中心從自身轉向家庭的時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當關注中心從家庭移向社會時，便超越了裙帶關系；當從社會移向國家時，便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主義；當移向全人類時，則同民族沙文主義針鋒相對。”這恰與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邏輯深度契合，印證著其對抗狹隘、趨向共生的文明力量。它告訴我們：文明進步不在于否定傳統，而在于從傳統中汲取解決現實問題的力量；人類未來既需科技飛躍，更需精神錨點。當“天人合一”生態觀遇見全球氣候治理，當“見利思義”倫理觀對話市場經濟，當“協和萬邦”天下觀擁抱全球化，儒學正以深厚人文底蘊，為人類探索更理想的生存發展路徑提供不竭的中國智慧。
作者簡介：楊朝明，山東大學特聘教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原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孔子、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主要著作有《從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孔子文化與當代中國》《讓儒學溫暖世界》等。
來源：《學術前沿》202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