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6年李濟晉西南考古算起，夏文化探索已近百年。在這百年歷程之中，夏文化的探索潮起潮落，呈波浪式前進。以往主要從學科內部演進的角度，我們將夏文化的探索歷程分為五個階段：1926年李濟晉西南考古至1959年為尋找猜想期；1959年徐旭生“夏墟”調查至1977年為資料積累期；1977年登封會議至1983年為研究討論期；1983年偃師商城發現至2000年為共識漸成期；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項以后為積淀深究期。然若轉換視角，將夏文化探索置于政治社會學術背景之中，從社會運動的角度進行考察，可將夏文化探索歸納出五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的標志性事件是李濟晉西南考古，包括最初的調查與后來的西陰村發掘，這是首次以探索夏代遺存為目標之一的考古活動。其背景則是1920年代疑古思潮的興起。顧頡剛在1922年之后提出中國上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打破了傳統的古史系統，從而在史學界掀起強勁的疑古思潮。在這種史學環境下，有的學者開始致力于重建上古史。有學者認為研究商史應該到甲骨文字里去尋找史料。1924年李玄伯提出考古學是解決古史問題的唯一方法。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提出影響深遠的“二重證據法”。同年李濟進入該院，隨即在第二年前往晉西南進行考古調查并選定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西陰村的發掘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以比照的考古資料。1931年徐中舒主要利用西陰村的考古資料，提出“仰韶文化為夏文化說”。此說得到丁山、翦伯贊、呂振羽等人的支持，一度成為學界共識。1940年范文瀾又提出“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說”。晉西南考古雖由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主持，但其背景則是歷史學界的疑古和重建，兩種說法的提出者都是歷史學家，因此這次夏文化探索的浪潮從背景到后續都帶有濃厚的歷史學色彩。
第二次浪潮的標志性事件是1959年春夏的徐旭生“夏墟”調查，這次調查明確以夏文化為目標，正式啟動了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探索。其背景是1950年代介于龍山與二里崗商文化之間的一批遺址的發現。1953年河南文物工作隊韓維周等試掘了登封玉村遺址，并在發掘簡報中明確指出“玉村與二里崗遺址，似屬于兩個文化系統”，并進一步提出玉村下層文化“應列入我國歷史中的哪一階段，頗值研究”。隨后，同類遺存陸續在鄭州洛達廟、滎陽上街、偃師灰嘴、洛陽東干溝等遺址有所發現。學術界對這種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非常關注，李學勤等指出這種考古學文化最可能是夏代的文化。“夏墟”調查結束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就在二里頭遺址開始了延續至今的發掘工作。1959至1963年間，圍繞著探索夏文化的學術任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在晉南地區的河、汾、涑、澮流域先后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地面踏查，并進行了多次復查，共發現“龍山文化”遺址93處、“東下馮類型文化”遺址42處。其中以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遺址面積較大，遺存較豐富，于是先后進行了發掘。主導“夏墟”調查的徐旭生是中國考古學的先行者，隊員也都是年輕的考古工作者；其背景主要是1950年代考古資料的積累，而后續在二里頭、陶寺、東下馮等遺址的發掘及豫西、晉南地區的大規模調查，主要是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承擔或指導的。
第三次浪潮的標志性事件是1977年秋的“登封會議”，在討論王城崗龍山城址之余，與會者還廣泛討論夏文化問題。背景是此前的又一波考古工作。在1975年11月國家文物局召開的七省文物工作座談會上，王冶秋局長提出要彌補夏文化探索的不足。這項任務落在河南、山西兩省，除繼續發掘二里頭遺址外，在河南發掘王城崗遺址，在山西發掘東下馮遺址。會后，學者紛紛闡發自己的觀點，辯論的焦點是夏商分界，主要表現為“二里頭遺址西亳說”與“鄭州商城亳都說”之爭。1983年春夏偃師商城的發現將如火如荼的夏文化研討推向新的高潮。因為偃師商城的位置、年代與二里頭遺址相比更貼合文獻中的“西亳”，所以夏文化研討的格局轉變為“偃師商城西亳說”與“鄭州商城亳都說”的對峙，原來的“二里頭遺址西亳說”者大都轉而支持“偃師商城西亳說”。1989年小雙橋遺址的發現及1991年陳旭提出小雙橋遺址為隞都，基本排除了鄭州商城為隞都的可能性，從而基本確定二里頭遺址為夏都、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為早商雙都、小雙橋遺址為隞都的格局。二里頭、東下馮、王城崗等遺址的多年田野工作積累了大量資料，登封會議只是一個導火線，之后的夏文化大討論主要是在考古學界，其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的發現也主要在考古學界發酵。這是一場考古學領域的重要學術活動。
第四次浪潮的標志性事件是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后來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1995年夏，宋健開始“組織科學界聯合研究中國古代紀年問題”。此前考古學界對夏商文化的熱烈討論，歷史學界“走出疑古時代”的呼聲都為這項研究提供了鋪墊。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其中“夏代年代學研究”課題的目標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其中的一個技術路線就是以考古學文化分期為基礎，結合古代文獻，綜合分析各遺址的文化內涵，指認與夏文化上下限密切相關的幾處都城，進而根據相關的地層關系推定夏文化的上下限。再從最早和最晚的夏文化地層中采集含碳樣品進行測定，進而得出夏文化上下限的絕對年代，并由此推導出夏王朝的起始年和終止年，最終初步建立夏代年代的基本框架。通過對登封王城崗、禹縣瓦店、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發掘與研究，經過反復討論，絕大多數學者達成共識：二里頭文化基本上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即夏都斟尋，王城崗遺址很可能是禹都陽城，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另一個技術路線就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組織地理、天文專家對夏代都城、天文、年代等方面進行研究。由斷代工程的專家首倡并得到國家支持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十分重視夏文化探索。二里頭“宮城”、新砦兩重環濠、王城崗龍山大城等發現，以及從聚落、社會、科技考古等新角度、新方法開展的各項研究，不僅敲定各個遺址的都城性質，也促成李伯謙提出、目前已成為主流的“以王城崗大城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新砦期遺存—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的認識。“斷代工程”是多學科聯合攻關項目，“探源工程”則是其延續，二者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兩大工程中，夏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但二者直接推動了數處大遺址的發掘，促成學界關于夏商分界的認識趨同，以及早期夏文化研究的新進展，致使夏文化探索引起相關學科的關注。這是一場以考古學科為主，并與其他學科有所聯動的學術活動。
第五次浪潮的標志性事件是2020年啟動的“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標志著夏文化問題再次被單獨提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進行探索。2010年前后以來，隨著公共考古活動廣泛開展，大學通識課逐漸開設，以及博客、微信、抖音等自媒體的蓬勃發展，夏文化問題得到全社會的強烈關注，學者開始用比較通俗的文字向公眾介紹夏文化探索的成果。在學界的推動下，夏文化問題得到高度重視。“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不僅在偃師二里頭、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崗、夏縣東下馮、鞏義稍柴等遺址繼續發掘，也將葉縣余莊、淮陽時莊、方城八里橋等遺址納入，積累了大量新材料。項目設立多個課題，特別重視從聚落、社會、科技考古等新角度為夏文化探索助力。自2018年始，河南大學連續7年舉辦夏文化暑期研討班。2019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落成，積極開展面向社會的各種講座、研學游等活動。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設立“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河南大學設立“夏文化協同創新中心”，2023年河南大學與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合作共建“二里頭夏文化研究院”。2021年至2024年，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等單位連續4年主辦“夏文化論壇”，為推動夏文化田野工作、展示夏文化探索成果提供了絕佳平臺。這些舉措都極大推動了夏文化探索的進展以及在公共領域的傳播。
如今，夏文化探索的第五次浪潮方興未艾。所有關注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者，應該積極參與其中，并借著這股東風把夏文化研究推向更高境界；采取積極的態度和多樣化的方式趁機發展考古學科。
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11月15日
作者：張立東，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